替代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路径.docVIP

替代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路径 海尔穆特·库奇奥著 , 朱岩、张玉东译 　　一、导论：作为责任成立条件的因果关系 　　如令受害人可享有将其所遭受的损害转移至他方的权利，换言之，如其向负有损害赔偿义务之人主张损害赔偿，则依据私法上“相互论证(mutual justification)”的结构性原则， [1]不仅要求受害人一方享有须受法律保护的法益，而且特定主体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原因也必须同时存在。除了其他归责标准之外，要求某特定主体对损害承担责任必须满足该主体与损害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的基本条件，即其本人或其所属领域与已经发生的损害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因此，实际上在各国法律中， [2]不同程度地将责任主体与发生的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规定为损害赔偿之债的前提条件，即其本人或其所属领域必须引发了此种损害。这一广泛共识的达成源于各国均认识到——正如比德林斯基(F.Bydlinski) [3]最近再次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在人(一方面)与其外部环境和可对人造成影响的事件(另一方面)之间构建了具体的、相关的、有形的联系。任何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责任理念都需要建立在与外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相关联的因果关系标准之上。只有通过此种因果关系标准，才能将消极或者积极发生的事件归责于某特定主体。 　　当下，在奥地利法、 [4]德国法 [5]及瑞士法中， [6]原因都被视为(责任成立的——译者)必要的条件，并且通过条件理论(conditio-sine-qua-non formula) [7]检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假设未发生原因事件，则不会发生结果，那么，在该原因与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采纳了此种观点(第1294条)。与此相似，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法律中都规定了条件理论或若有则无法则(but for test)，二者实际上非常相似， [8]此种做法也同样为欧洲法院所采。 [9]最后，欧洲侵权法原则明确采取此种“条件理论”(第3：101条)，即“若无此行为或活动(以下简称为行为)，损失就不会发生，则该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被认为是造成损失的原因。” 　　对因果关系作为归责标准的前提条件的广泛认可，确保了只有在发生可避免的损害时，方可就此损害归责于某人，至少在抽象意义上是这样。换言之，条件理论要求，即使在行为人没有做出相应行为的情况下，损害仍旧发生时，则此种损害不能归责于该行为人。如果某人无法防止此种损害的发生，则其可以免于各种非难，即使从最抽象的意义出发，其行为也无法被视为具有瑕疵，所以其行为不具有可归责性。 [10]Schulin从此种意义出发认为， [11]“如果某人被要求就其无法防止发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则在此种程度上其不承担责任。” 　　此外，条件理论还具有鲜明的预防功能：如果某个事件并不构成损害的可归责条件，这将构成反对基于该事件引发责任的基本方向标。如果基于该事件仍然成立责任，则必须找到其他特殊事由。因此，条件理论面临一些疑难问题，而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这明确体现在所谓的累积因果或者竞合(concurrent)因果关系、假设或者超越(supervening)因果关系的案件中。尤其在替代因果关系案件中，虽然缺乏条件理论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仍然需要考虑归责问题，因为在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案件中仍至少可寻找到潜在的因果关系(potential causation)。 　　二、替代因果关系问题 　　第一，相关案例。替代因果联系的疑难问题体现在：事件1或事件2导致了受害人遭受损害，但无法确定何者是造成该损害的真正原因。 　　下面就一个案例作简要说明，虽然该案例并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但却便于说明各种情况：一位登山者V被从上面掉落的石头击中而受伤，与此同时另外一块石头也掉落下来，但从其头前落下。其中一块落石归结于登山者A1的过失行为，而另外一块落石归结于登山者A2的过失，现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位登山者踢落的石头导致了V遭受损害。 　　下面的案件曾诉至奥地利最高法院， [12]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出现过， [13]该案件广为人知：A1与A2都是猎人，站在一起，二人都想射杀一只小羚羊，并同时举枪射击。但二人忽视了射程之内还有一条人行道。A恰好从该道路通过，被霰弹击中，现无法确定究竟是A1还是A2的子弹击中了行人。在匈牙利也具有一个相类似的案例： [14]原告和被告同为一个小学校的同学，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孩子开始扔螺丝钉，其中一个击中了原告的眼睛，导致其遭受严重伤害。二个小学生承认，他们都从事了扔螺丝钉的行为，但无法证明其所扔的螺丝钉不可能击伤原告。 　　毫无疑问，如下有关医疗领域中的案件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受害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并服用了一种特殊药物，但在一段时间之后，药物产生了副作用。医院在同一时间内同时使用A1，厂和A2厂生产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