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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 [论文关键词] 图书馆学研究 中国化 图书馆学理论 ; [论文摘要] 澄清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化和全球化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学理结构上论证中国化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永恒课题。认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其中的重点应放在努力发现中国当今特定时空下、特定图书馆实践的新问题,去证明那些一度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心的西方通则。 ;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是目前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什么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要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有哪些?在这些“关于”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三个议题事实上涉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概念、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逻辑学角度讲,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逻辑周延关系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然性,因而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所无法绕开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辨析。 ; 1、概念的澄清 ; 1.1 “本土化”是相对宽泛的上位概念,建议使用更为准确的“中国化”术语 ;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更多地被表述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如吴慰慈先生1998年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一文中的倡言Ⅲ以及刘兹叵先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的一组论文等。那么,什么是图书馆学本土化呢?“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以增强图书馆学对本土图书馆现象的认识和在本土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倾向”。这个定义预设了图书馆学学术落后国家引进和借鉴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家理论的事实。但落后和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如19世纪美国曾派出大批学者“留洋”德国学习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如,印度以阮冈纳赞为旗旒的图书馆学思想对英美有着一定影响,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图书馆学界同时又提倡自己的“本土化”,并形成了印度特色的图书馆学“本土研究学派”。 ; 显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本土化诉求是学术落后国努力摆脱对学术发达国的依附地位、追求学术话语独立权的行为,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色彩。而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的一种类型,提倡使用“中国化”这一术语,将有助于把问题局限在个案的水平上作出恰如其分地剖析。 ; 1.2 社会全球化和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关系 ; 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和落后国在学术交流中的必然产物,并不是社会全球化的今天才导致的结果。同样,作为本土化特殊类型的中国化问题也肇始于西方图书馆学“东渐”的晚清。早在1925年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也强调:“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总之,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渊源久远,历史上从不鲜见关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当然,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该问题是否被关注又是一回事。当中国化问题并不被关注时,实质上是默认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不存在效度边界。但任何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都是源自西方图书馆实践的局部真理,当它们“外推”到中国实践时仅有参考价值,而绝非全面真理。可以说,当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化”问题不为学界所关注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匮乏之时。 ; 另外,中国化并非源自对全球化的学术反弹。作为图书馆学中国化的核心,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在面临中国图书馆实践的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某种错位甚至无能,因而,图书馆学中国化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才出现的学术诉求。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仅仅是向欧美运动的向心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鲍曼又说,“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它“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并由此滋生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学术关怀。同样,作为全球化技术平台的互联网也不支持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查尔斯·艾斯认为:“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就图书馆学而言,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化图书馆学理论的可能。 ; 综上,全球化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