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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地理学近代化过程中的理论研究 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地理学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中心的形成,新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建立在近代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之上的丰硕研究成果。但决定一门学科质的转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化和知识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的理论建设。因此要探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道路,就无法离开对于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进程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但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地理学的最高层次,也是地理学近代化的必要基础。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其理论水平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1 地理研究的兴起与面临的问题; 1.1 对地理学应用价值的认识; 科学的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一点又依赖于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及其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1]。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大,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地理学的需求日益迫切。“内政、外交、民生、国防,凡所举措,无不赖有地理研究为其根底”[2]。这种迫切的需求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社会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地理学的社会价值。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社会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在这种新旧适应转变当中,能够予新适应以实际帮助的科学虽然很多(如历史、工程等),然其中要以地理学最关重要。地理学是新旧适应转变中的指导者,他不但可以说明这种适应,并且可以知道新旧适应转变的方向”[3]。地理学可以“告诉人类,使之有所警戒、预防、适应、利用和种种应遵循努力的途径,以求生活的安适向上;以求衣于斯、食于斯、老死而葬于斯的‘场所’,成为一个人地调协,欣欣向荣的生活空间”[4]。甚至有学者认为,地理学的“机能为使未来国民精确构想人类活动之大舞台之世界,由之而使关于彼等身旁所发生之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之思考日益精确,而使判断趋于健全”[5]。地理学的社会价值已使它成为新时代人们必需具备的知识。; 地理学以其为“新邦建设之一动力”而受到社会的重视。20世纪20~30年代,高等学府中的地理系和地理学会纷纷建立。这些教育与研究实体的出现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6],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为了了解国际间的关系、“为了发扬民族观念”[7],为了沟通日益分化的各门科学[8],也是为了普及地理学知识……。当学者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专业领域时,却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研究方法,甚至连研究范围也模糊不清。社会的需要促成学科的建立,而学科的建设则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深入。; 对地理学多种应用价值的认同,虽然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地理学的重要性,但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即地理学仅是一种工具、一种知识而已。以社会需求、经济效益代替科学价值,必然造成学科研究方向多变、难以正常发展,甚至造成了学科的危机。因此,一门学科的真正发展在于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 1.2 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学者的认识; 对地理学科学性质的不同解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早在17世纪,德国学者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 Varenius,1622~1650)在《普通地理学》一书中就对地理学的内容及范畴进行了研究,并将地理学分为普通地理学和专门地理学。瓦伦纽斯的地理学概念远远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19世纪伴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学者已无法掌握整个地理环境的全部知识。学科的分化成为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现代地理学就是在学科的不断分化之中向前发展的。随之而来的是,地理学已经由一门科学变成了一个科学体系。当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时,就产生了地理学是否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与其它学科发生叠置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世界都通过学术界在问:什么是地理学?”[9]对此不同国家的地理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②]。这种对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对当时世界的地理学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以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中心的不同学术流派。; 由于地理学研究范围很大,致使一些学者误将地理学看作是各学科的背景知识[10],或把地理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察点”[11],加上地理学发展之初学科本身又不够健全,因此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任何一种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裁。地理学既不如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那样有着明确的自己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材,且所有的内容,亦俱为新发达起来的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分划开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所以,地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有组织的,完整而独立的科学,乃成为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争论的一个大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