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宣言”诞生记.docVIP

“枣庄宣言”诞生记 　　法官与律师俱为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治社会中捍卫法律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职业者群体，在法官与律师之间，理应建立起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冰冷的，法官和律师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缺乏正当必要的学术交流，甚至个别无良法官与律师问的种种非正常关系乃至幕后交易，不仅弱化了民众对司法权威的尊重和信任，也进一步加深了法官和律师两大群体之间的隔阂与轻视。 　　正因如此，推进法律共同体建设，规范法官和律师自身行为，理顺法官和律师之间良性互动关系，流畅法官与律师之间角色转换途径，一直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点领域。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的2003年3月16日，我国法律共同体建设历程中就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山东省枣庄市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的近50名法官和律师，在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上郑重签下了各自的名字。这份文件就是《枣庄市法官协会（筹备组）、枣庄市律师协会关于恪遵职业操守共促司法公正的联合宣言》，法律人尤其是关注法律共同体建设人士俗称为“枣庄宣言”。 　　“枣庄宣言”以散文般优美的语句写成，通篇洋溢着法律人所独具的法律和人文双重情怀，在法官和律师自我约束、互相监督的自律意识和监督意识基础之上，致力维护司法的清廉和公正、确立司法的公信和权威。 　　“枣庄宣言”一经宣布，立刻引发了众多专家学者、司法机关和媒体界的普遍关注。时至今日，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其仍旧对今天的法律共同体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美好回忆遭遇现实尴尬 　　“其实，法官与律师是有过一段甜蜜期的。”枣庄市律师协会会长、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崔少华谈到法官与律师关系时如是说。 　　崔少华作为枣庄市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批执业律师，至今已有30多年的执业经历。她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律师业刚刚恢复的时候，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仍然属于国家干部，虽然没有如司法系统的所谓“实权”，但由于同属体制内，因此在各自的印象中，大家同属法律工作者，只是分工不同。 　　时至今日，崔少华执业初期所遇到的，一件事仍旧让她印象深刻。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崔少华作为一名执业不久的年轻律师，在代理一起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到当事人所在的村子里进行调查取证。“当时的交通极度不发达，我从枣庄乘公共汽车先到县城，又乘乡际汽车到乡里，半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人也折腾得快散架了。”崔少华回忆说。 　　更要命的是，当时从乡里到村里，已经没有了交通工具，如果无法到达当事人所在的村子就意味着她这次的调查取证活动很可能无功而返。 　　无奈，崔少华只能选择向乡政府求助。“在当时体制内的印象中，律师同样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受人尊敬。当我向乡政府说明情况后，乡长立刻派出了乡里仅有的一辆挎斗摩托，并派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专门陪同我去调查取证。”崔少华说。 　　最终，在这名熟悉当地情况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全力配合下，崔少华顺利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 　　“这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至今让我难忘，那时律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完全处在一种良性互动中。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是律师和法官之间的甜蜜期，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被每个法律人、普通百姓所认同。”崔少华感慨地说。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律师行业逐渐从体制内剥离，走向市场化，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远。 　　山东法制报原副总编辑迟建刚在“《联合宣言》启示”一文中，对上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期法官与律师关系的变化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曾几何时，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变形了，法官手里有权，律师手里有钱；律师手里没权，法官手里没钱。于是，互通有无的市场交换规则冲破了法律人的重重执业纪律，杀人了由律师开始启动、法官掌握的司法活动，权钱开始交易，正义受到亵渎。法官不再“只服从法律”，转而服从金钱；律师不再“忠于法律”，转而忠于金钱。法官与律师在金钱上达成一致，于是司法腐败产生了。 　　“枣庄宣言”应运而生 　　“枣庄宣言”发起人以及起草人之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郭毅谈到起草这样一份宣言的初衷时表示，在法官、律师周围存在着暗箱操作的问题，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着司法权主体对权威的自我封闭以及律师对司法权主体的信任危机。这种“傲慢与偏见”的非正常现象，尽管只是极少数，但它不仅伤害了广大正直法律工作者的敬业心、进取心，更弱化了民众对法官和律师的认同感，降低了对司法权威的尊重与信任，我们决定签署“枣庄宣言”，就是要以切实行动警醒自我，防微杜渐，强化自律意识，保持高尚人格，维护司法公正。 　　据郭毅介绍，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02年3月开始，当时还是枣庄市中院法官的郭毅和几位同事在一起讨论，准备把当时我国法官和律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