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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之初探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其中关于证据标准、取证程序方面规定的变化，对实践中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施行至今，笔者总结近3年办案实务情况，认为自侦部门 “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已很难适应形势要求。本文以一些成功案例为指导，分析总结好的办案方式方法，从扎实的初查工作、充分运用间接证据和再生证据、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等方面入手，以期对今后侦查工作做些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证据标准 初查 间接证据 再生证据 　　作者简介：陈韩杰，临海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209-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并施行以来，其中关于侦查强制措施、非法证据排除等的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笔者根据以往办案实践的探索总结，认为新法实施以来已经对侦查工作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导致言词证据的获取难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强，实物证据的重要性凸显。 　　回顾过去，我们办案中确实存在“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侦查人员习惯通过打疲劳战、强攻硬取、打擦边球来获取口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完善其它证据。这种“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因此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工作做些有益的探索。本文中，笔者将从一些成功案例中汲取新的办案方法，以期为今后的侦查工作提供借鉴。 　　一、将办案重心前移到初查阶段，依托信息科技手段全面收集证据信息 　　2010年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查办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张和平受贿案中 ，侦查人员将办案重心前移，依托科技手段，全面收集实物证据和有价值的信息。在初查时，侦查人员深入分析受贿犯罪深层规律，紧紧围绕“利用职务便利”这一客观要件，摸清发案单位权力运行的规律，深入掌握犯罪嫌疑人职权、开展的业务程序、内容。这既是收集犯罪证据的必然途径，又是发现新的犯罪线索的重要方法。 　　在我们以往收集证据活动中，很多侦查员倾向于以“证明对象”为导向，只注重收集关联性强的证据材料，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背景信息、财产情况的收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侦查面过窄，且可能遗漏其它相关重要信息，不利于后续的深挖犯罪线索和审讯工作。以之前笔者所在单位侦办的李某某受贿案为例，由于信息掌握不全，审讯工作陷入被动，导致审讯变成打疲劳战，连续特审长达2月余，办案效果欠佳。分析张和平受贿案，湖南省反贪局以张和平及其利害关系人为核心，充分利用反贪信息平台，尽可能搜集和储存对分析判断案情、侦查讯问有用的背景资料，从而判断出嫌疑人犯罪的时间和空间，为突破口供提供了信息支持且拓展了新的职务犯罪线索。 　　由此我们发现，全面细致的初查工作，对相关证据材料和背景信息资料的收集、分析，是侦查工作的良好开端，就像盖房，打好地基是基础。这使得侦查员更加注重对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材料的收集，避免过分依赖口供，有利于转变“由供到证”模式，是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必然要求。 　　二、充分收集直接和间接证据、原生和再生证据，完善证据链条 　　之前本院反贪污贿赂局成功侦破了公安局刑警队朱某某受贿案，该案以“零口供”定案，做到快侦快结快诉，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较好，该案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由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长期从事刑事侦查工作，自恃抗审能力强，顽固对抗审讯，拒不交代受贿行为，本案只有行贿人供述，形成了“一对一”僵局。实践证明，“一对一”受贿案件侦查是最难查证和认定的案件，只有行贿人供述行贿事实而受贿嫌疑人否认，因此侦查人员必须瞄准案件的具体难点，认真分析它的成因，找出问题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 　　本案中，考虑到直接证据较少，只有行贿人供述，但是间接证据较为丰富，且犯罪嫌疑人采取过一些反侦查措施而留下了再生证据，侦办人员将重点放在收集间接证据、再生证据上。一方面利用再生证据来推敲案件进展，拓展侦查思路，又反过来证明其曾有过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充分收集间接证据，从而形成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互促进、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的局面。尤其是供证双方陈述的内容有矛盾或前后有变化时，就更需要间接证据来排除矛盾，以达到内容的真实统一。例如，朱某某在行贿人取钱缘由、具体进过细节上进行辩解撒谎，侦查人员就通过民警章某、王某的证言（该证言不能直接证明犯罪事实，但能够证明相关的作案细节经过，属于间接证据）对此进行反驳，找出供述中的各个矛盾点，使其不能自圆其说；而这些间接证言结合银行录像视听资料、犯罪嫌疑人通信详单等材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排除了朱某的辩解的合理性，从而得出朱某受贿这唯一合理的解释。再如，案发后，朱某频繁联系证人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