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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 离歌 欢歌 　　拙作《今夜月光静好》在文学期刊《牡丹》2016?2（上）“纸贵”栏目发表，这是写给我家老宅以及庄上需拆迁那部分土地的离歌，也是献给祖国大建设的欢歌。 　　2015年仲春，物探人员在我家村庄附近勘测、钻探，为郑万高铁定线路。最终，选定从我们村庄经过。我家老宅在铁路正中，庄上西半部的房屋都需拆迁。 　　2015年7月30日，农历六月十五，大暑节气，酷热难当。晚饭后，皓月当空，月光皎洁、柔和，我到家宅西边的水库围堤上乘凉，远山近水，如在画中，想到不久将离开这片日夜守候的土地，思绪万千，写下了这篇拙作。 　　我家房屋建在祖上留下的宅地上，现住房是1988年建的砖混平房，后面就是我家的老屋，目前尚存石头、夯土墙壁。在我的记忆中，幼时只有一间草房和两间两面有围墙的房基，父亲说那间老房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65年我家在两间房基上又建了草房。这就是我们的家！全家七口人最初就住在那一间草房里，我们兄弟四人就是在那里出生、成长的。老屋――三间草房，在我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记。 　　老宅十分空阔，一年四季风景无限。阳春三月，杏花、葛花、石榴花引来蜂蝶无数，公鸡站在柴垛上引吭高歌，母鸡下蛋后“咯嗒咯嗒”欢叫“表功”；炎炎盛夏，院子里的香杏和梅子渐次成熟，果香远飘半个村庄，连外乡来的卖货郎都要驻足吮嗅赞不绝口；金秋时节，石砌围墙的石缝中遍插着用“推子”切的红薯干，白茫茫如天女散花；生产队分的玉米一串串挂在树杈上金黄金黄分外耀眼；数九寒冬，大雪封门需要掏洞才能出去，院子里堆起各种各样的雪人，屋檐上挂着根根晶莹剔透的长长冰柱…… 　　当年身在老宅，时时都有幸福和温馨相伴。夏日，母亲一边为我扇扇子，一边给我挠痒痒，直到进入梦乡；母亲用薄荷叶、石榴叶、千里光泡制的茶水使我们感到丝丝凉意；喝着父亲从庄上大口井里担回的水，甜丝丝的，顿觉神清气爽。冬天，父亲用花费很大力气刨出来的树疙瘩生起火来，满屋子暖意融融，尤其是炭火烧熟的红薯更是香甜可口；烤火时，父亲给我们讲三国、水浒，教育我们长大要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人；当午时分，母亲在暖阳下一边做针线，一边给我们出谜语，讲《王小打柴》《八百老虎闹东京》等故事。大事小事，总有父母为我们操心。记得生病时，母亲用捣碎的黄蒿或者大葱加上食盐为我们搓眉头和前胸后背退烧，用屋内在南墙上做窝的花蜘蛛和着白矾调香油为我们治喉咙疼痛；在外上学，尚未出发，父母早已为我捆好做饭的柴火、准备好做饭的食材（我上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时都是在学校自己做饭）。老宅就是我们的乐园，弟兄们在宽敞的院子里和着麻雀、杜鹃、喜鹊的叫声嬉戏，玩“藏老目”“打瞎驴”等游戏。一年四季，总有邻居来串门，和父亲聊天，时常聊到深夜，我睡醒了，他们还在吸着旱烟袋，拨拉着火籽喷闲话；上高中时家中一贫如洗，交不起学费，在外地工作回乡探亲的邻家五爷高文玉和父亲聊天时得知情况硬塞给我五元钱，使我渡过了辍学的危机…… 　　老宅让我们经历了美好，但也留下了不少辛酸和痛楚。我家成分不好，属于“黑五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总是低人一等，常常受人歧视和欺负。记得一个冬日，漫天飞雪，全家人患重感冒，发着高烧，卧病在床。那天生产队召开四类分子家庭会，庄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王某通知我全家去开会，母亲说：“他们都发着高烧哩，您行行好别叫孩儿们去了吧。”王某恶狠狠地说：“不行！只要现在还没死，就得去。”类似这样的事，何止十次百次。在老宅里，贫穷一直困扰着我们，当年全家就一床被子，冬夜靠挤在一起取暖；饿肚子的事情经常发生；母亲没有鞋穿，赤脚踩着雪水去集体食堂打饭。改革开放后，我家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按说两位老人该享福了，但他们的身体却日渐衰弱。母亲患胆囊癌，66岁在草屋中离世。父亲患严重哮喘病，加上母亲去世的打击，不到一年，父亲也在草屋驾鹤西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兄弟们相继结婚，搬出了老宅。我仍住在老宅中，在这草屋中结婚，在这草屋中生子。结婚时，我在本村学校教书，那天学生们趁课间休息也去闹了洞房。生子后，一家人有老有小，其乐融融。 　　老宅，虽平淡无奇，但她浸透着我们的酸甜苦辣，记录着我们的点点滴滴。我家的故事，充盈在她的每个旮旯里，浸润在她的每个细胞中。父亲不顾病痛坚持天天打扫院子的身影，母亲忍着癌痛还要操持家务的场景，冷不丁就会在脑海中浮现；结满果实的枣树、杏树、李树、梅树，冒着袅袅炊烟的烟囱，躺卧着肥猪的圈舍……这些铭刻在脑中的记忆，常常在梦境中重现。老宅，也让我们知道了如何处事、做人，她将一支精神净化剂注入了我的心灵，将和善的基因植入了我的灵魂，她教我不生恶念、与人为善，教我永远不做亏心事、真心实意待世人。如今，我已没有任何怨恨，就连“文革”中对我家人恶语相加的王某，我也早已原谅了他，毕竟他是我的乡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