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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 麻国庆　张　亮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阿拉善盟草原生态和牧民生活调查的基础上，围绕着生态保护、不同群体间迥异的利益诉求、工业资本的进入与多种经营的变化，来分析产生各种诉求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特别是面对国家的发展政策，当地社会如何来适应这一巨大的变迁过程，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自主性的发展是对地方文化合理性的尊重；同时指出，面对多元的观念和利益诉求，现代牧区社会需要形成协商和对话的机制。 【关键词】阿拉善　进步　发展　草原生态　话语 一、引言 　　人类学家面对这一瞬息万变的多元文化的社会，开始思考“讲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特别是在游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自身社会的巨变和发展有着自己的声音和表述，甚至对于游牧文化的逐渐消失感到焦虑和惶恐。特别是在定居化的过程中，其发展的自主性越来越少，被发展的现实，成为社会转型的变奏曲。然而在国家或地方的话语里面，又认为这一转变是一种“进步”的方式。因此，“进步”和“发展”的话语，成为牧民定居化和多种经营过程中的关键词。翻开中国语词典，与“进步”相关的词有诸如“进化”、“演进”、“腾飞”、“跃进”、“飞跃”、“跳跃式发展”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转型和定居化过程中这些概念、用语，不绝于耳。 　　在几千年的游牧民族发展延续的过程中，基于草原生态环境建构起来的游牧文化与其赖以生息的草原生态系统之间，是一种不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人畜草互动格局。而在这一格局中，游牧生计方式是连接文化与生态的关系桥梁，它是反映文化与生态特征的游牧民族资源利用方式。因此，理解游牧生计不仅需要考量草原生态的制约性背景，同时需要将其置于游牧文化的整体之中分析。 　　基于草原生态发展出的游牧生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迁徙、小群体分散、对牲畜的特殊态度以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遵守等。其中不仅表现了游牧民族对草原生态基础的认识、适应和利用，也体现了游牧文化的族群组织和社会结构特点。人们试图从传统游牧生计和经济的生态功能及其利弊入手，力图从游牧经济中发掘其合理内核及其精髓，从而为现代游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示。①更多的讨论，则从游牧生计的生态适应特点及游牧民族的资源利用观出发，认为游牧民族具有保护草原、保护森林、保护水源、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牲畜的优良文化传统和生态习俗。游牧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强调传统游牧文化的生态合理性。②笔者也曾就以蒙古族的游牧传统和环境知识为中心，从蒙古族的游牧技术传统、居住格局、轮牧的方式以及蒙古族的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民间的与环境有关的知识，直接间接地对于草原生态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而对于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所造成的“农牧矛盾”作了基本的分析。③荀丽丽、包智明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④ 很多研究将地方性知识、国家—社会等研究方法或分析框架纳入草原生态的研究中去，充分挖掘出几组截然不同的对草原生态的表述形式。笔者在对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调查中发现，草原牧区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将草原牧区纳入宏大的发展规划中，治理生态问题也抱着敢于改天换地的勇气，通常施以大一统式的方法，力图将治理问题的执行手段标准化，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草原上的原住民拥有自觉的发展诉求，希望自己掌握命运，对政策法律有着自己的理解和应对策略。当牧区社会全面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中时，更加使牧区社会结构关系复杂化。本文试图通过对牧区社会各利益主体对“何为发展”的话语进行分析，窥探牧区社会多元的发展观。 二、受质疑的生态保护：关于草原生态问题的争议 　　近十年来，为了遏制草原生态的进一步退化，国家推出的诸多政策中有一项影响深远，即在内蒙古的牧区和林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定居化工程。这一时期的定居化进程，与历史上的农耕民族的草原定居存在本质差异。虽然两者都造成了草原经济形态的定居化经营转向，但传统牧区向农村的转型，带来的不仅仅是生计方式的改变，而更是对游牧文化的致命冲击。定居后的牧民其经济自主性和文化自信心遭到严重破坏，草原游牧经营的文化和生态合理性被完全忽略。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一个保护生态的旗帜下面，一个大规模定居化的“新农村运动”，到底和当地人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