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钊：“大器晚成”的中关村探长.docVIP

曹钊：“大器晚成”的中关村探长 　　曹钊说，每一个小物事背后都有很长的故事，还有相熟的老记者想要做他的口述历史，也有导演朋友想通过他拍一部公安题材的片子 　　入夏以来的北京，到了晚上后半夜，一些老旧社区成了“盗非”（盗窃非机动车）案件频发的场所。近日，一个“盗非”团伙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的民警盯住，犯罪嫌疑人偷了车后逃回驻地，民警按监控视频追踪至一居民楼下蹲守，如何成功实施抓捕，又不扰民，民警亟待商议出一个万全的对策。 　　“弄清这个住处实际居住人的信息，是收网的关键。”在海淀公安分局中关村西区派出所里，61岁的老探长曹钊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曹钊一米八以上的个子，高鼻梁双眼皮，是个很帅气的老头。他警龄高达35年，是中关村的“明星人物”。虽然曹钊经常自嘲“打字不利索”、“26个字母勉强认全”，但凭借多年在中关村办案积累的经验，他只需看一眼硒鼓墨盒、U盘、移动硬盘、交换机模块等电子设备，就能从插口序列号、防伪标识的反光度等细微处分辨出电子产品的真假，因此也被大家称为中关村一带的“探长”、“打假第一人”。 　　曹钊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神探”，“办案这种事情要靠大家的力量，还有就是经验。自己也只是在平日里爱琢磨事儿而已”。曹钊喜欢查案子，一件案子下来了，他会迅速进入“研究”的状态，他把这叫“经营”，这让他总能走在案件的前面。近几年，随着跟年轻人打交道越来越多，曹钊“经营”案件的思路也开始与时俱进，他说他不想被时代落下。 　　曲折的从警经历 　　有人说曹钊属于“大器晚成”。事实上，曹钊年轻的时候，从没想过要当警察。他的人生前半段，一直是“被落下”的状态。 　　1955年出生的曹钊10岁那年赶上了“文革”，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总务长的父亲由“工农干部”被批判成了“黑五类”。那时候曹钊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曹钊小学都没有读完。 　　1967年，中央文革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第二年，曹钊回到学校，成了中学生。紧接着，为响应国家“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大量知青开始参与“上山下乡”。与那些“国家承认的计算工龄的”知青不同，受父亲牵连，曹钊和父亲一起从北京下放到了江西峡江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被送到山里头时，曹钊才14岁。和曹钊一起的有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和几个年轻的老师，他们在那里务农、搞运输，每月领着16块钱的工资，日子既封闭又单调，“也就谈不上能学习进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曹钊和父亲返回北京。那时候，回来的大部分学生都分配了工作，而他再一次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被“落下”没有分配，他只好在家无所事事地待了好几年。 　　一直到了“文革”后期，曹钊的家人通过一些关系，介绍他加入了北京地质队，让他给人开车，从此天南地北到处跑。“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正好缺人，曹钊又想换个地方工作，就又进了公安局，工作还是当司机，给领导开车。 　　北京市公安局车队除了行政用途以外，最重要的还有跑现场办案的功能。因为当时规定“重大现场局长必须到场”，曹钊渐渐在跑现场的过程中接触了一些办案的事，“觉得有股吸引力”。曹钊告诉记者，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凶案现场的感官刺激带来的，而是现场给他的一些思考，例如“怎么就杀人了？为什么要杀人？什么样的人会杀人”等问题。他开始对警察行业感兴趣。 　　曹钊回忆，刚进公安局工作那会儿，其实“挺难受的”，自己没有文化，什么都要重新学，“总觉得自己就一粗人”。他跟记者说，如果不是“文革”的影响，他应该是非常好的学生，他至今都对自己没得过小学时代在粉纸上用油墨印刷出来的三好学生奖状而耿耿于怀，“毕竟是那个年代孩子的最高荣誉”。 　　为了跟上别人的步伐，进入警局的时候已经快40岁的曹钊只能在业余时间自学，考取学历。曹钊一边当司机，一边报了中专学校的法律课，学了三年半，后来又在警察学院学了两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曹钊从北京市公安局车队调到了该局的办公室，处理一些市政建设相关的日常业务，包括“检查水库安全，调查居民房子漏雨”等内容。 　　又过了几年，国内吸食毒品的人变多，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缉毒处专门查处毒品案件。缉毒处成立之初缺人，曹钊选择了加入。刚成立的缉毒处分侦察队和戒毒管教组两个部分。曹钊任管教组组长，负责和吸毒者谈话。他的办案风格也是在那时培养出来。 　　曹钊告诉记者，谈话有很多技巧。“你是注射还是‘走板’”――先是“行话”一抛，拉近和吸毒者的距离，再东拉西扯地“闲聊”，不着急“短兵相接”，且不在人格上对他人进行判断，情理兼施。“要让对方觉得你不单纯是一位讯问他的警察，还是一位关心他的医生”。“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办法。”曹钊说，干一行爱一行，他想得就是这么朴实。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曹钊开始接触大量的案件，走上成为“神探”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