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是你生气了就从重，你高兴了就从轻.docVIP

法治不是你生气了就从重，你高兴了就从轻 　　舆论之下，权力机关不是要请舆论来全程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应将执法的合法程序和正确结论公开给大家评判。 　　司法者应弱化情绪框架下的立场，强化法治理性下的笃定 　　一段时间以来，在“雷洋事件”问题上，全社会给予了该事件持续而空前的关注，这是全民法治的警觉，也是对暴力执法的公开控诉。人们对社会法治追求达到某一阶段，集体情绪自然通过一种载体表现，这种表现，往往依附在一种公权与私权对冲的个案事件中，却又超越于事件之外，它一触即发，综合地反映了各种群体的公共诉求并推动着法治的进步。 　　无可厚非，事件发生后，案外人推理求责，受害者痛陈遭遇，致害方极力辩解，权力体肆意掩饰，无不尽可能地占据正义的高点，自证权威或以示正当。 　　在一个事件尚未最终有定论之前，推理或许能寻找到案件的事实，但毕竟它不是事实。陈述与反驳可以是一种证据，但它必须要经过查证核实。“雷洋事件”中，“嫖娼”一度成了事件的前置，让争论试图从道德角度去捅破法律，被拷问一段时间后，鉴定结论以“胃内溶物吸入呼吸道窒息死亡”的医学术语表述，将事件推向了另一种困惑与揣摩，明显地又从道德纬度重重地摔向专业及法律。其实，在整个事件中，谁都想从中去寻找套利基点，从而架设自己完美的套利模型，获取价值。 　　在死亡的事实面前“嫖娼”曾被美化为降低奸淫的可能；在死亡的事实面前“嫖娼”曾被作为施以暴力的前缘；在死亡的事实面前“嫖娼”甚至于被爱情与忠贞所宽宥…… 　　其实，“雷洋事件”集中反映的是当前社会“嫖娼”和“抓嫖”的两种恶疾，一种是道义的低俗，一种是可恶的粗鲁。在该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同时表达了极尽宽容和极度严苛的两套评价意图，以此强调各自的公平正义。 　　但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主张与坚持，法治绝不是你一生气就从重，你一高兴就可以从轻的弹簧。司法者应弱化情绪框架下的立场而强化法治理性下的笃定，这种坚定，在“雷洋事件”后期显得更为庄重和必须。事件所引发的社会舆论监督从某种角度是在监督权力机关严格执行法律，而不是在参与执法，舆论之下，权力机关不是要请舆论来全程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应将执法的合法程序和正确结论公开给大家评判。 　　侦查机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授权行使侦查权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我们注意到，“雷洋事件”演变成“雷洋案件”之后，涉案警察妻子向侦查机关提出了公开的质询，强调从2016年6月1日之后，侦查机关将涉案警察带走后，长达一个月不知道其人为什么被羁押，也没有接到通知，不知道涉嫌罪名。如果这一公开信息属实，那么，侦查机关明显出现了严重的程序瑕疵。法律要求，作为公权力的侦查机关，在实施刑事强制措施后，应当及时通知其家人并告知其涉嫌的罪名，法律是不允许秘密羁押的。 　　然而，在另一程序里，侦查机关却表现了一种异常的谨慎与开放。自2016年6月1日刑事立案后，多次批准甚至主动邀请受害人聘请的律师到侦查机关交换意见或以其他形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中，还格外恩准受害人家属聘请的医学专家参与鉴定程序的过程。可以说，这是侦查机关超越法律授权，让渡刑事法定职责，寻租舆论套利，偏离了行动准则。这样的行为，打破了司法传统，背离了刑事司法伦理，也脱离了大众对“雷洋案件”关注并追求其严格法治的本质，让大家看到了另一种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尽管，“雷洋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直接侵害了雷洋的生命权，事件结果与其家人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但是，自“雷洋案件”的定性确立，本案相关人员已涉嫌犯罪，有关侦查机关依法启动了刑事侦查程序，那么，本案侵犯的对象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雷洋的个体生命，犯罪嫌疑人所侵犯的法益是刑法所禁止侵害的公共利益，至此，一切行动必须要严格归宗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来执行。特别是侦查机关要独立而严肃地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各项职责，在既定刑事法律程序规范下，侦查机关无权法外开恩批准包括雷洋家属聘请的律师和专家在内的案外人介入到侦查程序中，更不必以此来寻证清白与公正。本案的侦查机关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级别检察院自己的侦查机关，它是一个基于法律规定和管辖职责而具体完成国家刑事司法程序的办案单位，代表的是国家司法权力，法律本身已赋予并确认其公正性，只有在违反这一法定程序行权时才必须予以纠正。侦查机关作为法定的司法权力机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授权行使侦查权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无需在侦查行为正在进行时，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