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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自由与限制立法评析 ——以两大法系部分国家为对象( 聂闰华(( 目 次 一、英美法系国家之遗嘱自由与限制立法评析 二、大陆法系国家之遗嘱自由与限制立法评析 三、结论 现代法意义上所谓遗嘱自由，是指自然人生前享有的通过遗嘱方式处分自己死后财产的自由和权利。遗嘱自由的含义包括遗嘱内容的确定自由、遗嘱形式的选择自由和遗嘱的变更、撤销自由。[1]然而本文所论述遗嘱自由与限制实际上仅限于遗嘱内容的确定之自由与限制。本文通过分析两大法系遗嘱自由与限制之立法特征，以供完善我国大陆遗嘱自由与限制立法之借鉴。 一、英美法系国家之遗嘱自由与限制立法评析 （一）绝对遗嘱自由原则的确立与修正 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近代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他的著作《英国法释义》中,对所有权含义作了十分精彩的表述,认为财产所有权是一个人能够在完全排斥任何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对世间的外部事物所主张并行使的那种专有的和独断的支配权。[2]布莱克斯通对财产所有权的理解以及它所代表的观念奠定了英国资本主义早期的财产法的基调。即在财产法中奉行无限所有权主义，贯彻到继承法中体现为遗嘱绝对自由主义。1837年英国《继承法》便是这种背景下的立法产物。近代时期的美国法,接受了布莱克斯通关于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将财产所有权看成“独有的和专断的支配权”。不仅如此,美国法还将财产权看成一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受绝对私有权原则的支配,19世纪,美国财产法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作用是保护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因此，可以说近代英美法实行的是遗嘱绝对自由主义。 对财产权的无限制行使以及法律对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刺激了英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每一个权利人对这种权利的极限追求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为求得新的社会平衡, 重新认识财产权并对之确立新的法律定位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到20世纪中期,英美两国在财产法方面,从思想学说到司法实践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财产所有人不再有完全由他自由决定如何使用其财产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法律禁止所有者以浪费或反社会的方式滥用财产权。这一变化,用施瓦茨的话来表达是最明确不过的了,他说:“如果说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财产还意味着权力,那么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产在法律上却意味着责任。”[3] 20世纪以来,英美财产法强调在个人财产权利与社会利益的相互关系中社会利益的优先地位,强调受保护的个人财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这一变化在继承法中体现为：出于对家庭和社会的考虑呈现出对遗嘱自由进行逐步限制的趋势。 （二）扶养费制度对遗嘱自由的限制 具体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并未采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定份额或者说是特留份制度来限制遗嘱自由，而是用扶养费制度限制遗嘱自由。英国1975年《继承法》及1995年《继承法改革法》确立了适当扶养费制度[4]；美国《统一遗嘱继承法》确立了配偶的选择权制度、遗嘱未提供扶养时配偶、子女的权利制度和豁免财产、家庭津贴及住宅津贴等制度限制遗嘱自由；曾为英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以新南威尔士为例）则通过1982年《家庭扶养法》[5]确立了以保障家庭成员为目的限制遗嘱自由的家庭扶养制度。为便于阐述，笔者将这些制度概括称为扶养费制度。 英美法系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扶养费制度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第一，认为确立遗嘱自由是尊重财产所有人私人意志的需要，也是保护其财产所有权的必然延伸。这一点在英美法早期实行遗嘱绝对自由主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对遗嘱自由进行制约的直接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家庭利益。诚然，遗嘱人若能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念处分自己的财产，给予家庭成员足够的公平关怀，此实为立法者之幸。然而，现实生活中遗嘱人并非都能做到，这就是限制遗嘱自由制度出现的现实意义。 第三，行使扶养请求权限制遗嘱自由的主体，一般是与遗嘱人之间存在扶养关系的人，绝大多数属于家庭成员，并且以配偶和子女为主，但并不限于家庭成员。在英国法中，配偶申请人确定扶养费适用“生存配偶标准”，这一标准比起其他申请人所适用的“生活维持标准”要慷慨大方得多；而确认子女扶养费的特殊考虑因素中都包括了子女生活改善、将来期望的或者正在接受的教育及培训之需。而美国的《统一遗嘱继承法》甚至只有为配偶和子女之利益限制遗嘱自由的规定，而没有为父母、兄弟姐妹等其他成员之利益限制遗嘱自由的制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扶养制度都肯定了前配偶扶养请求权。由于这种曾经的配偶关系，一方死亡时，他方因生活需要，可以对遗产提出请求，其中英国法以前配偶未再婚为限。如果说英美法系在对待配偶的立法态度上似乎显得颇有人情味，那么在对待死者父母的立法态度上就显得有些无情。因为依英国和澳大利亚法，父母并不是一类独立的请求权人，而是归入其他依赖死者生活的人之中。当然，其中原因主要为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而不存在扶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