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梁不能治湖江亦能不治大国.docVIP

王启梁?| 不能治江湖亦不能治大国 本文是王启梁老师对易江波老师专著《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评论。王启梁老师、易江波老师都是社科法学的研究者，他们在学术上旨趣相近，在才学上惺惺相惜。故选送此文，以纪念他们已经凝固为历史的友谊。 ——读《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 王启梁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易江波曾和笔者有云：历史的功能之一是满足安全感。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解释。历史的重要并不是它能够告诉我们未来，而是因为经由历史研究提供出关于过去的记忆--这很重要，它使我们获得了对过去的确定感，使我们明白今天如何而来，继而获得了一种安全感。这就像一个人喝醉了，可怕的不是醉酒，而是第二天醒来发现有一段记忆出现了空白。这令人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在那段空白中你究竟干了什么，你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到了今天、到了现在的境地。遗忘历史，导致的是对今日的无知。历史并不必然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选择，但是仍然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能和不应该做的。  我们习惯了把历史研究--这种记忆的重构当成事实本身来对待，因而在关于政权、精英、国家甚至国际政治的宏大叙述中，很有可能忽略了历史研究作为记忆重构的多维性，这同时导致了我们对事实的简化。历史变成了平面，而它原本是立体的。易江波的《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聚焦于汉口码头的考察》重构了近代城市底层生活的立体历史。在这个立体的记忆中，我们透过江湖社会纷繁的纠纷和小民的生活看到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是一种自下而上连根拔起的感觉。  一、什么江湖，什么码头  江湖，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词语，其模糊性与关系、面子相似，让人大有身在江湖而不知何为江湖的感觉。易江波从营生来界定江湖社会，这是一种强调利益与行动维度的法文化视角的体现，它使江湖社会问题首先归属于民生问题，以谋生手段、生计方式、经济形态的特殊性为核心。这无疑破除了关于江湖的不着边际的想象，抓住了江湖社会的核心问题。江湖社会之所以值得研究尤其是从法学的角度，并不是它演绎了各种传奇，而在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生存空间中，我们能够观察和体验到人们的行动所构建的生存态度和规则。所谓江湖，是众多底层民众无可奈何的生存依赖，而江湖文化则是底层民众的生存之道。  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要准确地选取一个能够观察江湖社会的切入点或者说是江湖社会的载体并不容易。江湖--江与湖的交结汇合处，易江波找到了这个汇合处，这就是汉口码头（当然，这只是众多汇合处中的一个）。  汉口码头，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繁忙的人货转运之地，实则极为复杂。来自五湖四海、鱼龙混杂的码头人物构成了这个空间中的行动主体，而所谓江湖社会的秩序，就是这些底层人物围绕着生存和意义问题穿梭于国家法律、江湖社会规范以及其他民间规范之间，展开合作、争斗、逃逸等各种行动所形成的结果。这些问题都清楚地呈现在《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一书中。汉口码头实则是一个汇集了多元规范和社会控制的生存空间，用法律人类学的视角看就是一个法律多元的场域。并且是典型的江湖社会。作者选择汉口码头作为研究单位可谓独具匠心，通过对汉口码头的研究可以洞悉多元法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  二、生存，抑或是残喘于江湖  江湖社会要有一定存在形式，帮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构成主体，是底层人物得以组织化的一种非正式形式。从纠纷的表面形式来看，帮既是纠纷尤其是重大纠纷的来源，又往往是解决纠纷的主体和力量。  入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江湖社会不太平的时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入帮意味着随时可能有要命的械斗在等待着你。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入帮呢？这只能由人们的生存方式和需要来认识。易江波所研究的近代的汉口码头，是一个谋生场所，所以我们看到它容纳了大量的底层人物，并养活了大量的家庭。但是，问题在于单个的个人事实上是无法在码头谋生的。因为聚集了大量人口的码头，资源事实上非常紧张，用现在的话讲是就业难、就业环境非常恶劣。而近代以来至1949年前的武汉政府事实上没有能力维持社会的安全，并且外来人口所占比例很大，任何进入码头谋生的个人都必须要寻找到一个依靠，在危难之时有条出路。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作用，依据各种社会纽带形成的帮在汉口码头林立，也成为底层人物主要能够依靠的组织。帮就是源于社会成员对组织化的需要，这种组织化可能是经济活动的需要，也可能是欲求获得一种保护，或者是多种需要的混合。帮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维持或争夺码头资源，而众多码头人物的生计就维系在帮的作为上。因此，个人和帮之间往往有一种同体相连的关系，个人时常为帮而卷入纠纷甚至奋力搏杀，这其实也间接地是为自己。在汉口码头我们能够观察到纠纷的发生多与生计有关，正如书中所云：无论是船民还是码头工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均与其个人身后的家庭生计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