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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染病防控视阈下的国际人权法的完善 　　摘 要：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复发和新型的传染病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同时传染病防控下的人权保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拟从传染病防控对人权法的背离出发，阐述传染病防控下人权保障的缺失并试析其中原因，以及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 　　关键词：传染病防控；国际人权法；全球化 　　1 与国际人权法背离的传染病防控措施概述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对民众掌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传染病病人（包括传染病患者、病毒感染者或携带者）可以采取活埋、焚烧的方式来防止传播。欧洲各国的检疫措施曾以其虐待外来旅行经商者而臭名昭著。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雨露也并未播撒在传染病控制领域。“麻风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封闭的实践……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政府采取措施控制疾病传播的情况下，个人有义务而无权利。该种情形在亚洲也经常上演。根据典籍记载：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最常用的手段也是隔离观察治疗。“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至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由于医疗水平低下及资源匮乏，隔离和集中的方法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传染病人的感染程度及死亡，同时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慌，一些疑似传染病的患者也不得不被隔离关押，促使并非传染病患者在隔离环境中受到感染，这些方法是对人权的一种极大漠视。更有当权者不惜用集体处决和活埋来控制传染病，表面上宣扬为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减少死亡，但其实质却是对人权的一种践踏。随着艾滋病等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人权问题所引发的问题和冲突愈演愈烈。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率先建立了相对完善和先进的现代传染性疾病的预警与应付机制，但是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条件或社会条件尚未达到英美国家的水平，在疫情发生时采取传统或过激的方法控制疫情，既无法达到有效地防控效果同时也对传染病人的人权造成了极大的侵害。 　　总而言之，传染病防控措施作为维护公共安全的一项必要措施，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应受到国际法保护，但却不能违背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准则。2005年的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确定“充分尊重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为控制疾病国际传播的第一项基本原则，从而以条约法的形式确立了传染病防控下的人权保护原则。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目前许多国家所采取的传染病防控措施显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国际人权法相 　　背离。 　　2 传染病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及原因分析 　　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权（基本人权或自然权利）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普适性和道义性是人权的两种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学术上的不同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对人权的定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为此，考察各类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将有利于分析政府在行使公共卫生权利时应当如何去尊重，保护以及履行各项公民权利。 　　（一）传染病人之人权保障缺失 　　1、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和第三条之规定，人人应当享受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最基本亦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水平、医疗条件的不同以及对传染病防控和人权认识上的差异，促使一些国家对于传染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都会采取传统的隔离措施，而在这类措施之中对传染病人的身体活动的自由甚至活动范围都会有明确和强制的限制。很多国家在行使这一行为时缺乏法律的支持而仅仅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去强制执行，这就时常出现一种尴尬的局面：一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法中对人身的限制与宪法产生了冲突同时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造成普通法甚至可以跳出宪法得到承认和执行，更不用说这些行为违背了国家人权法了。 　　2、居住与迁徙自由。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一个人有权在本国自由迁徙、居住和离开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但是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一个人的出境和入境，在宏观而言涉及到一个国家事务的主权，从微观上而言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众多方面的法律规定，所以必然牵扯到各方因素。而对于一个传染病患者而言，其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常受到限制，甚至还会遭受侵犯。 　　从严格的意义上去审视，上述国际条约的条款中对于传染病患者的所属的“本国”意味着对于患有传染病的本国人和外国人有着不同的法律，而且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很多时候都是关系到一国的主权和司法独立的问题。虽然国际人权法只能保证传染病患者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迁徙和居住和离开本国的自由，以及重新进入本国的权利不得受到任意的剥夺，但是由于国际人权法本身并没有执行的部门和相应的法律效力，所以一些时候传染病人由于他所属国家的法律和出于维护公共卫生的角度，不得不受到人权上的侵犯即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强制体检等。从外国人的角度，由于患有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