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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 ——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2016-05-03 14:42:07?《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赵永春 　　学界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不一，主要原因还是在“以谁代表中国”的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有人主张以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有人主张以中原王朝代表中国，也有人主张以中原统一王朝的疆域代表中国的疆域，等等。笔者认为应该以华夏（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共同代表中国。按此认识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无疑存在一种“多中国”现象。罗志田先生曾指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中国’实是一个外延未严格界定的实体和概念”。这一论述颇给人以启发，但他同时又认为：“到中国的概念变为单数时，大致已是夷夏以地分的局势基本固定之后了”，到了秦统一以后“复数的诸夏已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夷夏关系由以众对众变为以一对众”。也就是说，到了秦统一之后，复数的“中国”就已经变成了单数的“中国”，并将“中国”限定在“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①这一认识恐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为，秦统一以后各个政权仍然没有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中国”一词既是地域概念，又用来指称政权，同时又是一种美称，不仅汉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自称“中国”，“中国”的概念仍然存在复数现象。直至元朝，“中国”才由复数转变为单数，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便为探讨统一多民族中国以及中国历史疆域形成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 　　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涵义很多，但并没有出现用“中国”一词作为国号的政权，说明“中国”一词在古代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②不是某一个民族或政权独有的称呼。 　　中国古代，华夏族和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的汉族虽然都没有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国号的政权，但这些政权大多自称“中国”，这已经成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同时，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积极地认同于中原政权（华夏族和汉族政权），常常以华夏、汉族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也自称“中国”。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曾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称“乐产③《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中原）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④《汉书》、《后汉书》沿袭司马迁的说法，《资治通鉴》引注也说：“匈奴，淳维之后，本夏后氏之苗裔。”⑤这些文献均认为匈奴是夏桀之子的直接后裔。司马迁等人有关匈奴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没有为后世匈奴人否认。据《晋书》记载，魏晋十六国时期，建立汉政权的一支匈奴人即承认司马迁等人关于“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以“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⑥“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⑦因此，匈奴人刘渊在建立政权之时，拒绝其叔父刘宣恢复“匈奴”国号的建议，特定国号为“汉”，声称“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就是以汉高祖刘邦的传人自居，要继承两汉之统，光大两汉之业，“遂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⑧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政权之时，也“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特定国号为“大夏”。他曾明确表示“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建立大夏政权，目的就是要“复大禹之业”。⑨赫连勃勃强调自己是“大禹之后”，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的后人，视自己所建政权为“中国”。 　　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据赵旧都”，⑩是以战国时期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为继承对象，（11）并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继承西晋金德之后的德自居，试图跻身为“中国正统”之行列。据《晋书》记载，石勒曾担心“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这完全道出了他意欲为“中国正统”的意愿。徐光曾劝慰石勒说：“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他明确表示石勒没有完成全国统一，也可以称“中国帝王”。（12）这说明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一直以“中国”自居。 　　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建立五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则更加具体地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表示慕容鲜卑即是东胡之后，也就是高辛氏之后。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后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