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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院调解优先 　　摘 要 为充分发挥法院调解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但是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贯彻却存在一些偏差，出现了片面追求调解结案率，盲目强调调解优先等问题，这不仅会导致诉讼效率低下，还会造成司法公正受损与司法权威难以建立的局面。因此，为了最大发挥法院调解的积极作用，必须正视调解制度的利弊，做到调审并重，使法院调解回归其应有之义。 　　关键词 法院调解 调解优先 司法公正 调审并重 　　作者简介：黄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3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345 　　自2004年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司法政策，将法院调解推至优先地位。就常识而言，法院调解应当是解决纠纷较为彻底的办法，它既遵从了当事人意愿，满足了双方要求，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双方当事人关系的绝对破裂。然而，由于对“调解优先”的内涵把握不准确，在理解与贯彻这一原则中存在偏差，没有正确处理调解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因此，尽管调解结案率在逐年提高，但纠纷解决的实效并未达到法院调解的预期效果，也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此，我们必须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正确认识调解优先，明确法院调解在我国诉讼中的定位与应然状态。 　　一、调解优先与案件执行情况 　　从理论上说，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当事人一般都会自觉履行调解书中的义务。但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却发现法院调解优先仅仅创造了高调解结案率，并没有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双高”现象的出现便是对法院调解优先之弊病的最好佐证。所谓“双高”现象，一是指调解结案的案件申请执行率高，二是指调解案件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在整个强制执行案件数量中所占比例高。 　　法院调解的本质目的和价值所在是快速化解纠纷，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而这一目的和价值的实现绝大程度上依赖于调解协议的切实履行。无法得到有效履行的调解案件则意味着案件需要进入强制执行的环节，这不仅增加了原告的诉讼负担，使得原告权利“缩水”，同时也加剧了执行难的问题，损害了司法权威，毫无疑问这种“二次司法化”是对司法资源无意义的浪费。从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调解协议的履行取决于协议内容是否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而这一合意的达成必须具有公正性、自主性。在当前我国重视用调解解决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各地法院均将调解结案率作为考核法院与法官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调解率指标的设置虽然有效地推动了法院调解工作的展开，但其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调解率与法官自身利益挂钩，法官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完成指标，其中便不乏强制调解、违法调解、虚假调解等。毋庸置疑，这样的调解缺乏公正性、自主性，无法满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更别说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从而导致“久调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产生，使得诉讼效率低下，诉讼效果大打折扣。 　　二、调解优先与司法公正 　　尽管法院实行调解优先，但当事人有自主选择调解与否的权利，调解协议的达成取决于双方的合意，在调解过程中的让步，即使是巨大的牺牲也仅仅受自我意志的支配，因此不必担心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然而，这只是理想化状态下的法院调解模式，在该种模式下，法院调解完全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全面考虑了当事人各方的利益，最大程度满足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现实中的情况往往与此大相径庭，当事人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尽可能使法官倾向于自己，常常会故意虚构或隐瞒真实情况；而法官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率的高指标也可能会在“背对背”的调解中向当事人传达虚假信息，营造出只能通过让步牺牲其权利才能达到最优结果的困境，使得当事人不得不选择调解，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所谓的强制调解。 　　由此可见，在调解优先政策的驱动以及调解结案率的高压下，法官的角色由审判者向劝说者转变，当事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极易作出不必要的让步，其民事权利极易受到损害，从而使司法公正受损。 　　（一）调解优先侵犯了当事人诉讼处分权 　　民事案件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其私益性，因此法律赋予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所谓处分权，即对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处分，其中，对程序权利的处分不仅意味着当事人享有自主选择何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同时还包括对某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启动、暂停、终止享有自主决定权。具体到法院调解来说，即是否选择以调解解决纠纷，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