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食物结构养生方案之五畜为益原理.docVIP

中国式食物结构养生方案 之 五畜为益原理 五畜曾经是我国先民的主食，先祖改变食肉的生活习性而选择食谷，是因为肉类食物资源危机而被迫的，属于无奈之举；选择汇集植物精华的五谷为主要食物来源，则是明智之举；提出五谷为养的理论，则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五畜为益，有两层意思，一是说食肉是有益的，对维持人的生命活动和体力活动有好处；二是说食肉要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意味着食肉过度是有害的。五畜为益，是对食肉利弊的认识与把握。 １、嗜好食肉是人的天性 人类的主要食物来源，最初并不是五谷，而是五畜，五畜曾经是我国先民的主食，在古籍中有许多关于主食演变的记载，《新语·道基篇》说：“民人食肉、饮血、被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果木之实，食赢蜮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表明，神农之前的采集狩猎经济时代，人们吃飞禽走兽、野果蔬菜。由于食物不足、疾病毒伤，神农开辟新的食物来源，教民播种五谷，以五谷为食，于是产生了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从此，主食由五谷取代五畜，五畜退居到副食的位置。在五谷替代五畜而成为主食的过程中，“乃求可食之物”，是主要原因。 动物性食物资源短缺使得中华民族走上了食谷的道路，并没有削弱中国人的食肉嗜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强化了食肉嗜好，人们对美食的向往，总是与肉类食物紧密相连。但是，社会经济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食肉嗜好。如同任何稀缺资源都会被权贵阶层所垄断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社会从政治上、经济上垄断了紧缺的动物性食物资源，而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则被剥夺了食肉的权力。《左传·庄公十年》有一段关于“肉食者鄙”的议论，议论的中心思想是说，官至大夫以上方可食肉，如果庶民中有肉食者，那是可鄙的。这说明了动物性食物资源的紧缺程度，只能供应占少数的权贵阶层，统治者不惜制定一个蛮横的道德标准、政治制度来限制庶民食肉，以维护自己的特权。汉代刘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在其所著《说苑·杂说》中记载了晋献公与大臣的一段策论，晋献公认为，筹划国家大事是肉食者的事情，藿食者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个名叫祖朝的大臣认为，如果肉食者一旦决策错误，藿食者就要肝脑涂地。这说明紧缺的动物性食物资源，成为社会阶级分化的象征，食肉是权贵的标志，食豆叶则是庶民的标志。秦汉以后，这种限制庶民食肉的意识形态消失了，但经济的限制并没有结束。 中华饮食文化，实际上是多层次的，最基本的层次是下层社会饮食文化和上层社会饮食文化，二者在食物、烹饪、器皿、礼仪诸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其中，食物中五畜的比重大小则是重要的饮食生活基础。下层社会饮食文化多在民间饮食习俗中传承；而上层社会饮食文化则往往以书面形式记载和传承。现在所研究和传播的中华饮食养生学，主要来自文献典籍，是以中国古代上层社会的饮食生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很多典籍出自宫庭、官府、豪门，长期以来，局限于在中国上层社会起指导作用，它与中国大众的饮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国内外有些学者，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大众的饮食生活，来研究中华饮食养生理论，得出一些片面的矛盾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忽视了理论产生的社会生活基础。 从总体上说，中国大众的食物消费长期不足，尤其是肉类食物匮乏，大众健康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这种状况直到最近几十年才有所改变。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由大众食物供应不足向食物供应丰富的转变，大众健康面临的主要问题由营养不足向营养过剩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个历史转变期的饮食养生学，不能忽视人的食肉嗜好对饮食行为的影响，这涉及到心理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要求帮助大众克制食肉的欲望，树立正确的养生保健观念，减少大众对食物消费转变的不适应所带来的健康代价。 2、五畜增进精气 按照精气理论，精气是人的体能、体质的物质本原，从而构成人的形体，神依附于形体。《黄帝内经》论述的精气物质是以五谷为核心的精气有机结合体，是以“五谷——形体——神机”的理论线索描述人的生命过程。按照人类进化过程，人类在以五谷为主食之前，是以五畜为主食，五谷与五畜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五谷与五畜一样，属于精气物质。这样，那时人的生命过程可以用“五畜——形体——神机”的理论线索来描述。在《黄帝内经》中，没有采用论述五谷精气的方法来全面论述五畜的精气，但从五谷与五畜的替代关系，可以推论，有关五谷精气在人体内所形成的生理反应，同样适用于五畜的精气。五畜精气同样有虚实两种基本状态，五畜精气以营卫方式运动的过程中，五畜精气的清浊影响营卫的升降，表现为通滞两种基本状态及其对健康和生命活动的后续影响。 五畜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有增进精气的作用。《素问·异法方宜论》在分析西部地区的饮食特点时说：“其民华实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