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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历史时期外籍译者戴乃迭之文化身份 　　摘要：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在政治干预下完成的，这一时期外籍译者群体的文学翻译活动更具有其特殊性，并译文质量很高，语言也很有特色。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已从外籍译者个体的译作和外译作品等角度对文革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研究做了些梳理，力图使人们对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特定历史时期；戴乃迭；文化身份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了“文化转向”，“文化身份”问题愈见关注。社会学家张裕禾认为，文化身份是一个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在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张裕禾、钱林森，2002：72）。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指出的，身份问题与意义和价值相关，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定会导致个人做出价值判断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取向（1989：28）。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文化身份的差别直接对其译介产生决定性影响，并导致不同的译介行为和译介结果。本文旨在发掘作为外籍译者群体一员的外籍译者戴乃迭的文化身份。 　　一、特定历史时期 　　“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生活都显得较为特殊，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掌控不言而喻，文学翻译当然也不得例外。 　　翻译活动更多的是为政治而为，译者的主体性过多的被抹去，译作的诗学特性和艺术审美被着力摒弃，一切的一切都与主流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想合。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何尝不是为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语境。 　　目前，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集中于罗列和整理这一时期的文学译作，运用翻译理论进行适当分析；二是从史学角度加以分析；三是对某一些较为特殊的个案进行研究。虽说学者们渐而意识到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和其自身特殊性而衍生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把该时期的外籍译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确实较少。 　　二、外籍译者群体 　　“外籍译者群体”是指文革时期在中国生活而又从事英译工作的译者群体，其中包括后来加入中国籍的外籍译者。根据文献检索，该时期外籍英译译者群体主要包括戴乃迭（Gladys Yang）、艾培/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陈必娣（Betty Chandler）、西德尼?沙博理（Sidney Shapiro）、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国内翻译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有：戴乃迭研究（139篇/章节），艾培/爱泼斯坦研究（58篇/章节），沙博理研究（24篇/章节），艾黎研究（11篇/章节），陈必娣研究（8篇/章节）等，但多止于资料汇编或介绍。综观该外籍译者群体相关研究，其特点可概括为：（1）对外籍译者作为翻译个体研究的多，作为翻译群体研究的无；（2）对行为社会化结果研究的多，对社会化过程研究的少；（3）对文本研究的多，对译者作为语言人和社会人及两者之间关系研究的少。 　　周领顺教授曾将传播中华文化的国内外译者大约分为5类人：国外汉学家译者群体（如霍克斯、葛浩文类）、中国译者群体（如许渊冲、汪榕培类）、旅居海外的华裔译者群体（如林语堂类）、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外籍译者群体和中国译者群体（如戴乃迭和杨宪益类）。他认为，虽说每一位翻译者都有个性的行为特征，但如果按照译者群体分类，每一位翻译者所在的群体又具有共性的行为特征。杨晓荣（2005：65）专设“对译者群体的研究”一节：这是以译者为考察对象的翻译批评中比较少见，因而也是比较薄弱的一类。其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译者群体，起译作特征及其成因等都有很多可以研究的素材，值得发掘。 　　三、戴乃迭之文化身份 　　张裕禾指出，文化身份并非恒定不变的静态体，而是随时间和空间的转移而变化，同时，文化身份的成分与成分之间也是互动的，存在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张裕禾、钱林森，2002：73）。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无意会对自我身份产生影响，自我身份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散居国外者就是如此。 　　目前学者们经常提到的散居者一般是指那些由第三世界国家流动及移居到第一世界国家的人，如学者们长久以来热衷探讨的海外华裔及其后代。他们往往以族裔的形态存在，具有群体性。 　　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那些‘居住在祖国之外的人们’从最初的‘中心’（祖国）分散到国外地区后，如何在疏离和隔膜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对‘祖国’的记忆、幻想或神话，如何在异己的语境里保持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如何与所在地区的文化交融并产生出新的文化习俗”。（阎嘉，2006：64）而反方向的流动和迁移则因未形成规模效应而乏人关注，事实上，如果说前一类流散者出现的驱动力是政治和经济，如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宗教矛盾、武装冲突和“契约劳工”的大规模流动等（同上：63-64）。后者的动力是文化，迁移者往往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