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讲义.ppt

日本军队对化学战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不惜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化学战。 1928年开始实验性生产芥子气。 1936年，西安事变。日本退出国联裁军会议。日本陆军计划采购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万套，轻便防毒具120万件。 1937年，日军正式装备氯氰酸。 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中日军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此后日军在中国各个战场上纷纷使用毒气 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 1939年8月，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火车站以东1公里的郊外成立的关东军第五一六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化学部第五一六部队，五一六部队与我们熟知的“731部队”齐名 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的别名。该单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称之为“石井部队”。731部队也是在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陆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 据最新资料显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曾生产过746万发毒气弹，这其中除没有能研制出神经性毒气外，几乎研制和装备了世界各国所装备的所有毒气。如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二苯氰砷，氢氰砷，二苯基乙酮，苯氯乙酮和三氰化砷等8种标准毒气。日军的毒气兵器种类繁多，除各种毒气航弹，炮弹外，主要还有毒气筒，布毒器，布毒车，毒气钢瓶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先后在中国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化学武器1731次，另外在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的记录中记载日军使用毒气伤害了36968人(其中2086人死亡)日军毒气战在中国军队(国民政府军)中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8.5%最高年份达到28.6%(1937)。日军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年9次，1938年105次，1939年455次，1940年259次，1941年231次，1942年76次，1943年137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总计1312次(1945年的数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后，日军在华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共有4大类约10种，截止到目前共发现230万件化学武器，120吨化学制剂。化武伤人事件屡见不鲜，致死致残人数也逐年增加。 日本遗留化学武器的危害 1950年5月，在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一起日军毒气弹的伤人事件，8人受到伤害，其中一人死亡。 1958年8月26日，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兴安化工材料厂职工39人因挖掘废铁发生严重“路易氏气”中毒事件。 1959年5月，在黑龙江省富锦县东北10公里附近的一个河滩，处理了几十万发日军毒气弹。大约有415名工人接触了外漏的毒液，造成手臂、胸部、大腿等部位的皮肤溃烂。 1987年10月11日，中国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在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圆铁桶，高90厘米，直径约50厘米。后来军方专家确定，这是芥子气。造成五六十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2003年8月4日清晨，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家建筑开发公司挖掘机在工地施工时，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罐，有49人受到伤害，其中有43人住进医院接受治疗，而不幸受害的河南民工李贵珍，终因器官衰竭于2003年8月21日20时56分去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现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生态环境、工作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据不完全统计，迄今遭受直接伤害者已达2000多人。更为严重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毒气弹仍然遗留在中国各地，据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环保局报告，当地哈尔巴岭地区有近200万发日军毒气弹，主要埋藏地正处于一条叫沙河的源头，沙河下游20公里处有哈尔巴岭水库，用于灌溉和养鱼，一旦发生毒气弹泄漏事故，将会对5万多居民、2000余亩耕地及大量畜禽构成极大威胁。 哈尔巴岭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大日遗化武埋藏点，中日双方调查推算该地埋藏日遗化武约33万枚。2014年11月30日上午，在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销毁设施所在地，中日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宣布哈尔巴岭日遗化武试销毁作业正式开始。虽然化学武器的销毁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以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 黄岳 卢佐旺 蒋维鹏 严熊 张波 郭好杰 张京利 蒋细县 化学武器是通过爆炸的方式(比如炸弹、炮弹或导弹)释放有毒化学品或称化学战剂。化学武器通过包括窒息、神经损伤、血中毒和起水疱在内的令人恐怖的反应杀伤人类。化学武器素有无声杀手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