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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中的陕北民俗风情 　　摘 要：知青文学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特殊政治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朵具有独特魅力的奇葩。它盛载了一代知青的心灵史，抒写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对于“文革”的不满、控诉，以及由此带来的“伤痕”。但是插队于陕北的知青们却通过知青视角，写出了烙有陕北印记的人物、环境以及风俗民情，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有别于主流“伤痕”的深刻反思，表达了他们对于下放之地的独特知青情怀。 　　关键词：知青文学；陕北；民俗风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24-03 　　随着1968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著名口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中国政治生活中刮起一场强烈的飓风，全国约有1700万的知识青年以实际行动实践这一口号，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知青群落。历史常常很有趣，先定的目标没有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正因“文革”期间中国浩浩荡荡的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有了“知青”这一与政治关系极暧昧的专有名词[2]。也正是这些知青，他们带着建设祖国、改造自我的梦想，来到了全国各地的农村中落户，满心希望能不辱信仰，有所成就，接受贫下中农的洗礼。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农村生活比他们想象中的更为艰苦，他们尝尽了生活的苦难与艰辛，感到的却是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生活给予他们的热血以逆境，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是这一逆境与落寞，增添了他们的悲愤之情，激起了他们渴望倾诉的欲望。而对于知青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文革十年留给他们的记忆和烙印更深刻、更宝贵的了[3]。所以在这逆境与落寞之中，他们用自己的语言透过知青的视角，抒写了对于文革十年的特殊认识与体会，并占据了8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知青作家这一创作群体。 　　一、知青文学中的陕北父母形象 　　知青生活中，知青与农民近距离、长时间相处，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开始理解农民和乡村文化，发现了下层人民身上的许多优点[4]。农民的淳朴、善良、坚韧、宽厚，有力地支撑着知青度过了那段岁月。因此，不少知青作品都着重表现如“地母”一般仁慈、质朴的人民使知识青年获得精神上的陶冶，享受到生活的温暖”[5]。正因为如此，旅陕知青作家史铁生、叶延滨等在别人控诉“伤痕”时，能够越过辛酸，回忆起那些虽然贫穷但仍葆有善良、质朴、厚道等人性因素的农民。并通过对于这些闪亮形象的描写，得到对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深刻反思。叶延滨在其长篇组诗《干妈》中，以明了的题目说明了这一陕北婆姨在他心中的地位，即是母亲。在作者驮着一个“狗崽子”的档案袋来到下放之地延安，当“连知青也像躲瘟疫一样讨厌我”时，她以自己老两口也要个帮手，端平了“我”自尊的天平，给了“我”一个家。在作者最无助之时，陕北这一婆姨伸出援手，给了他家的温暖。作者的心暖暖的，如母亲抚慰过。这就是这陕北婆姨，她不仅关爱“我”如亲子，且也是一位严母，教会“我”人生真谛，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干妈把一个不曾相识、更无半点血缘关系的“我”当做亲儿子一样对待，在那艰难日子里给予“我”人生的种种教导和点点关爱。因此，在那段艰苦的插队生活里，知青们的心经过老乡品性的陶冶，用善良、质朴、厚实化解了那场运动造成的伤痕。同时，通过老乡们善良、质朴、厚实的品质的陶冶与对老乡们苦难生活的体验，从中体味出这片土地盛载的人性品质。 　　母亲教给的是善良、质朴的品性，而父亲给予的，更多的是精神力量的来源――人生价值意义。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就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白老汉是和“我”一起养牛的一个老汉，他像父亲一样耐心地教“我”怎么喂牛，应该知道爱护老牛。同时，因为“喂牛，苦不重，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6]。所以，白老汉发出“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的感慨，而帮“我”为牛添料，则体现了白老汉父亲般的关爱。后来，“我”因病回京住院，白老汉托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给我捎来了一张10斤的粮票。从前白老汉因为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因此，白老汉认为这粮票给“我”看病时能用得上。那年月，陕北很穷，穷山穷水，就是那样贫穷，白老汉还是给我捎来了粮票。这是单单用善良的品质无法表达的，而是用行动体现了白老汉对“我”儿子般的爱护。同时，在白老汉的身上体现出父亲是儿女的榜样，而这榜样不仅仅体现为善良，更体现为他的行为对“我”精神及人生上的启迪与引导。白老汉参加过革命，但胜利后又回来了，认为“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儿子因为自己舍不得给医生送礼而被耽误了，独自带着孙女儿留小儿过活；喜欢亮亮妈，但又怕娶了后，留小儿要受气。他忍受着精神和心理的巨大痛苦，可是他没有因此而趴下，怨天怨地，而是用信天游来发泄出自己心中的痛，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