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後器捐的政治哲学课题-东吴大学.ppt

三、死後器捐的政治哲學課題 歐洲國家的器官捐贈比例分為兩個區塊：荷蘭、英國、德國、丹麥等國，捐贈比例最高不超過28%；保加利亞、法國、奧地利、瑞典等國，捐贈比例最低不少於86%。 這當中的差異不是來自文化或宗教因素。……真正的原因在於制度，也就是問卷設計的差異。 在歐洲領取或更換駕照時，須勾選捐贈器官的意願。捐贈比例極低的國家的問卷設計為「若願意捐贈請打勾」，捐贈比例極高國家則為「若不願意捐贈請打勾」。 補充資料 三、死後器捐的政治哲學課題 行為經濟學家艾瑞利(Dan Ariely)主張，這種行為背後的原因在於「是否捐贈器官」對人來說，是重大、嚴肅的問題。面對這種問題時人通常不知如何決定，而當人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通常就會依照「既定的選項」去做。 在人面對困難而難以抉擇時，或許缺少的就是制度的輔助。若制度能在人最需要的時候，往正確的方向推上一把，將「正確的選項」預設為「既定的選項」，就能讓人更容易做出正確的決定。 資料來源： [台灣醒報，2013.1.7] 反思與討論 你們覺得這種在詢問捐贈器官意願的問卷上，把「願意捐贈」設為既定選項（ 不願意捐贈者要打勾）的作法是否妥當？為什麼？ 上述作法跟本文作者建議的「推定同意制」有沒有差異？如果有，你們覺得哪一種作法比較好？為什麼？ 本文作者主張「推定同意制」優於「推定不同意制」，對此，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參考書籍 謝世民，〈大體器官供給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道德推理》，東吳大學哲學系 彙編，2013。 謝世民，〈大體器官募集制度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辯護「認定同意制」〉，《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6期（2013）：235-256。 賴天恆，〈鼓勵器官捐贈 可借鏡歐洲〉，《台灣醒報》，2013.1.7。 進階閱讀 祝平次，〈謝世民〈大體器官募集制度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辯護「認定同意制」〉讀後〉，《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6期（2013）：257-266。 李尚仁，〈從歷史與社會科學觀點反思器官移植：回應〈大體器官募集制度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辯護「認定同意制」〉〉，《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6期（2013）：267-278。 道德推理課程網頁：.tw/~ 第十八週 大體器官供給的倫理學與政治哲學：人有死後器捐的義務嗎？ 一、前 言 移植器官短缺的問題： 以台灣為例，根據統計，至2013年1月為止，尚有8130人在等候器官移植。其中以等待腎臟者人數最多，高達六千多人。但每年可供器官移植的大體捐贈數目恐怕不超過200人。 因此，未來將有不少人會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洗腎費用佔健保支出的比例（目前約支出總額的7%）仍將居高不下。 一、前 言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資料： .tw/ 日期：2014.1.2 2012年度屍體器官捐贈統計 等待器官移植人數 反思與討論 請問：你死後願意將自己的器官捐贈出來嗎？ 1.願意： 你是否已經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書」？如果沒有，為什麼？ 你願意捐贈部分（哪些？）還是所有器官？ 2.不願意：理由是什麼？ 3.其他：請說明你的想法。 一、前 言 本文聚焦討論大體器官捐贈所涉及的互助義務（陌生人之間的義務）和政府的角色。 作者謝世民教授將指出 ，就原則而言，人有互助的義務，即有正當權威可以要求他人在一定條件下幫助自己。 就內容而言，互助義務要求我們彼此為對方做什麼，決定於具體脈絡中的幾項因素： 1.需要幫助者的處境有多惡劣。 2.提供幫助者必須付出的代價有多高。 3.彼此的距離有多近。 一、前 言 就死後器捐而言，必須區分、面對兩個問題： 1.在越來越多病人需要器官移植才足以保存生命的情況下，人是否在道德上應該捐出自己死後的器官？ （倫理學的課題） 2.如果應該，那麼政府是否可以實施強制徵收大體器官的制度？ （政治哲學的課題） 本文試圖辯護的立場：人在道德上應該捐出自己死後的器官，但政府不可採取強制徵收大體器官制。 一、前 言 作者的主張： 1.人有捐出自己死後器官的道德義務：因為人有拯救彼此生命的道德義務，而它將蘊含我們有義務捐出自己死後的器官去拯救他人的生命。 2.反對政府採行強制徵收大體器官制：個人同意仍然是大體器官移植的必要條件。 3.目前的死後器官勸募制度有調整的必要：應從目前的「推定不同意制」（當事人沒有明白表示同意，就算不同意）改成「推定同意制」（當事人沒有明白表示不同意就算同意）。 二、死後器捐的倫理學課題 (一)陌生人之間「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