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的演讲00.docVIP

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文|陈东升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 我有一个并未成型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这个话题源于亚布力，因为我们曾在亚布力讨论过中国和平崛起的话题，后来我慢慢思考而形成了一些观点。我并不是学历史的，只是因为业余爱好喜欢思考一些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过一本《追寻现代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也有相关研究。今天，学术界焦点就是关于是否有“中国模式”。 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觉醒的开始 中国模式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议，存在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应算做最高的学术命题。我的理念之一是：鸦片战争是中国落后的结果，也是中国觉悟觉醒的开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回溯历史，我正在读许倬云的书，他的书值得推荐。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经多次分分合合，而在中国真正最具影响的就是秦汉和隋唐时期。中国那时是世界的中心，国家实力非常雄厚，跟西方也有交往，基本上是世界的中心。 我们经常讲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盛世：秦汉时的文景之治、隋唐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实，康乾盛世只算半个盛世，为什么？明朝早期，郑和下西洋后,不到80年，哥伦布开始航海。西方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是从航海、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再到我们经常讲的现代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形成，而中国乾隆皇帝逝世的时间是1795年，相隔不到50年时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康乾盛世只是在西方还没有到中国来的时候出现的盛世，那时的中国还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盛世。实际上是康乾盛世相对于世界来说是衰败的，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已经落后的结果，而根本不是落后的开始。而且，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真正开始进入现代化，开始跟世界融合、跟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和命题。 转型和儒学贯穿中国社会发展 从1840年到今天，一直有两条主线贯穿中国社会，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一条主线是社会转型，一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第一条主线社会转型，其核心体现就是我们讲的革命、革新、改良或改革。当时最血腥，或者是最彻底就是“革命”这两个字；最温和的就是“改良”这个词；今天我们用“改革”这个词。社会在急剧的转型过程中也可能摆到左边，也可能摆到右边，也可能是用革命的方式、也可能用改良的方式，也可能是用革新的方式。从1840年至今17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社会转型是贯穿并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一。 第二条主线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大家知道，儒家学说是从汉代董仲舒开始成为官方哲学，最后形成的一直贯穿我们的主体思想体系。中间还有朱程“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等思想，但总体还是以儒学为核心思想体系。但是当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到中国时，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所以中学和西学这两种思想力量的交织到今天还在继续。湖北张之洞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了传统。今天新儒学的崛起仍处于中国思想体系和西方体系碰撞的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化最核心影响的两个力量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变革。这是我的第二个思考和观点。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层面 第三个观点，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回头看，人类在进行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逻辑在那里，它是循序渐进的。1840年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我们就认为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所以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经济层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花了30年时间解决了日本的基本崛起，当然崛起的核心是由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而发了大财，日本才彻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时间，明治维新是在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制度的问题。维新派有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还是保持传统，但这样的斗争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精神层面，什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根本要在思想制度层面解决。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意义是我党在革命后的一种总结，五四运动的本质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追寻了170年历史中的最具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它彻底的否定传统、全盘西化，开启了又一个现代的中国。今天中国的逻辑就是从“五四运动”演绎而来的。 其实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革命，只有苏俄支持，黄埔军校也是由苏联人出资建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党都是鲍罗廷作为顾问。两党实际上是相辅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