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docVIP

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陈 昕 黄 平 本文试图提出的问题是:目前中国城社会中正在出现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扩散是以思想-观念为主导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和价值领域里的一场深刻变革。 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费总量这一经济学意义上的变化，而是要从人们要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以及为什么要如此消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系统中，去试图理解消费文化现象所涉及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和由此体现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显著变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本文认为，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加快的商业化步伐和与跨国市场“接轨”的速度，消费主义正在逐步确立其在日常生活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这一命题所采取的社会—文化观点，把消费文化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不仅仅视为经济因素变化的结果。在拒绝简单的经济还原论的同时，本文从文化支配权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变化的文化主导作用和文化建构意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消费主义问题的讨论，试图建立这样一种视角：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可以成为一个自主领域，从而对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建构作用。本文认为：人们对消费符号象征系统为他们提供的意义的“积极认同”不是文化支配权的消失或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符号的建构作用是对文化支配权机制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补充，或一种新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观念的组织与控制形式。  导 言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开始快速迈入大规模消费（或“大众消费”）时代，这种前所未有的划时代发展时至今日已经历了二十个年头。无疑这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样毫无疑问地，这也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在国门打开之前，中国的经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基本上没有摆脱短缺时代，绝大多数中国城乡的家庭仍处于温饱的边缘，几亿人还在贫困中挣扎，而那时即使是较为富裕的小部分人也还在节衣缩食地追求“老三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电视、洗衣机、电冰箱这“新三件”，已经在我国城市家庭中基本普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城市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追求已经变成了高档音响、大屏幕彩电、分体空调等，“新富”家庭开始以名牌服装和私人洋房、私家汽车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档次”和“品位”。 上述变化有理由使我们假定，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消费社会。 随着其日益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当然，首先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从沿海地区的“大款”、大城市的“新贵”，到演艺界的“名流”、高等院校的“专家”；其次是城市中年轻的“追星族”、“时髦族”）开始学会“与国际潮流接轨”，学会欣赏消费时尚，领导消费潮流。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对“新潮”“洋货”的追求更显示了全新的面貌：在各个大中城市，可以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着手刻意改变自己的外部形象：从装束打扮化装上模仿欧美和港台的歌星舞星明星，到把自己的头发染黄、皮肤染白、鼻子做高。 与典型的消费社会相比，中国的经济能力依然应当使相应的消费方式适应于生产社会，但是由于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又在追随消费社会而出现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因此目前中国居民的生活既有生产社会的特点又有消费社会的特点。 前者主要是社会的经济能力和居民的购买能力的限定，如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的代名词）；而后者则主要是受到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所期望和追求的一套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这在逻辑上可以是和“生产过剩”与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在现实中更可以与“生产过剩”同时并存：一方面是购买力不足，另一方面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消费欲望和狂热追求。 另外一个吊诡是，虽然中国社会整体无疑还仍然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如果我们仍然使用“发展中社会”、“第三世界”这样的词汇的话），其GDP和人均收入，无论是按外汇兑换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尤其重要的是，人均的可利用资源和出产效率就更低；但是这种按照“人均××”计算出来的低度发展水平，绝对不应/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在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正是他们，既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对象，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主体；既是跨国财团及其代理进行市场营销和商情宣传的目标，也是身体力行“时代潮流”、“顶级时尚”和“强力消费”的先驱；他们既是所指也是能指。 这一系列双重特征或辩证法，说明文化-意识形态在构建当今现实生活方面与对生活的意义的理解方面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或缺性。 不言而喻，传统上人们所讲的需要与消费经常是指人们为了生存以及在此基础上满足一定的生活舒适与活动便利而产生的对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和发展需求。人们曾经认为，随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