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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中恶意肇事的保险责任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证驾驶、严重超载和醉酒驾驶等一系列恶意肇事情形日益显现，因其具有驾驶人本身具有主观恶意的特点而受到广泛关注。而就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相关立法的模糊性和冲突性规定致使此类“恶意肇事的”交通事故的判决多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与交强险概念相近的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因其设立初衷和立法功能的不同，需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厘清。现实中，如何确定“交强险中恶意肇事的保险责任”平衡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受害人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不仅能够有效避免法院判决不统一的司法乱象，还将对受害人的利益保护有所助益。 　　就恶意肇事行为本身而言，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均被评价为否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交强险有其特殊性:是商业险，具有政策性、法定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无论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还是交强险，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保险责任基本上都是基于违反交通法律法规而产生的。这此肇事行为的危险性大家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来看，“关于专门的汽车强制保险法大致存在两种体例:一是责任保险制，具体又可分为绝对责任制、严格责任制和过失责任制。二是无过失保险制。此二种立法体例均将恶意肇事列入承保范围内。”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审判方法，但我认为，有审判人员将恶意肇事行为本身存在违法性作为保险公司可予免责的理由与责任保险的原理相违背。 　　交强险的责任基础在于其损害赔偿的社会化救济，在受害人损害得以弥补的过程中，其具有社会伦理的道德意义。在此，法律直接规定，受害人对承保保险公司责任保险范围内享有直接请求权;同时，实行无过错原则，无论交通事故各方的责任大小，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就受害人的损失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内直接赔偿;而超出的部分则由当事人按照相应归责原则进行分担。 　　然而，有相反观点认为，人们普遍对于《道交法》和《交强险保险条例》理解较为片面，对于恶意肇事等的赔偿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只会纵容驾驶人更加有恃无恐，置其他交通参与人于更危险的境地。这无疑违背了我国设置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的初衷。不能否认的是，有关交强险等相关法律规定在制定原则上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约束作用亦不容忽视，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不利于法治社会的价值指引。另外从保险学角度看，将恶意肇事等列为除外责任是符合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的。按照保险学观点，驾驶人主观恶意行为是不应得到保险保障的。否则将不利于引导人们正确行为。 　　反对者同时提出了如何解决交强险中恶意肇事案件各方当事人的矛盾的方案:第一，法院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一概本着人文关怀来裁判。法院在个案判决中可以坚持自己的做法，但不要形成“恶意肇事”亦或赔偿的普遍做法甚至是观念。第二，针对个别恶意肇事行为，例如“醉驾”，可以入刑。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力度，以至于杜绝此类行为的发生。最后，《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的实施将逐步在修正法院做法的同时保证受害人利益。 　　从“交强险中恶意肇事的保险责任”的审判结果来看，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不支持保险公司的抗辩主张，只有个别判例支持保险公司的醉酒、无证驾驶的无责抗辩。但是法院判决的差异化，已严重违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人们的可期待性要求。法院不同的审判依据是形成不同裁判结果的缘由，但就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它们都具有合理性:一些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复函作为审判依据;另一些法院则追根溯源，从交强险的立法初衷出发，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目的不同程度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事实上，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根源并不在于法院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做出了错误解读和适用，而在于交强险立法体例本身的逻辑谬误，“立法对交强险立法基础和设置初衷视而不见，跳出交强险的立法体例而是简单套用了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思路来确定交强险的赔付方式”。 　　就交强险的设置初衷看，交强险是政策性保险，其不以盈利为目的;从归责原则来看，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最后，“交强险不同于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二者在适用顺位上不同，当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交强险的保险人在其限额内先行赔付，限额外承担补充责任则由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承担。 　　在立法与适法的层面上，首先要明确，保险人承担的补充责任，即在投保限额范围的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这样既实现了对于受害人的及时保护，又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两者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立法机关对于《道交法》、《交强险条例》等相关法律要加以完善，相互协调，弥补法律漏洞并尽量避免法律冲突的发生。最后，在司法实务中，法官的素质和断案技巧应得到极大的锤炼，司法解释在裁判过程中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交强险的立法主旨在于确保受害第三人获得保障，我国要明确交强险中恶意肇事保险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