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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防范与规范发展的分析 　　一、研究背景 　　2008年发生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中央政府为保障经济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放宽了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导致地方政府在寻求地区经济扩张的背景下，迅速增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规模。2010年，管理层持续改进管理措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持续增加态势有所缓解。2013年2月，审计署对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巧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的政府融资平台情况进行了抽查。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尤其是一些省会城市本级债务率和偿债率指标偏高。在政府平台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主力银行，数据显示，全国平台贷款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近30% .巨额的平台贷款，不但使融资平台自身承受巨大的风险，更使地方政府负债压力增加，同时，使银行形成巨额的信贷风险敞口。2011年初，银监会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列为我国银行业三大风险之首。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巨额的债务余额及隐性风险的持续增加，2013年4月10日，银监会颁发了《关于加强2013年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指导意见》，重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要“控制总量”，更明确提出“隔离风险”的监管思路，“要求监管部门和各家银行均要建立全口径融资平台负债统计制度”。几年来，我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对平台贷款隐含风险因素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监控、积极有效管理的措施。如何进一步识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蕴含风险，剖析其形成诱因，分清其种类，进而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对策，是未来我国加强政府融资平台管理、促进其稳定发展的重要工作。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形成和发展 　　(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形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在这期间，地方政府一直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体。依据我国现行财政税收的制度安排，各级地方政府承担着预算平衡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双重职能，继而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也部分造成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间财权事权不相匹配，致使大部分地方政府财力在承担公共事务时能力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的增加;2009年以来，各级财政收入由于经济发展出现回落及结构性减税等原因持续降低部分地方财政甚至出现 　　一定程度的负增长，地方政府难以承受规模巨大的建设投资，只有借助银行借贷途径来填补投资资金的巨大缺口，产生了组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实际要求。我国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早产生于1998年，当时主要集中于省级政府。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成功组建，其基本业务涵盖了上海市各类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主要为发行建设债券筹资和项日融资、2002重庆市在一年内组建了八大投融资平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债、土地、存量资产年台注入及税收返还等方式。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国各地平台公司的融资规模尚在可控范围内，部分融资平台有较好的风险防范机制，加上银行本身的风险管理体系，涉及平台公司、地方财政、金融部门的连环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较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降低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我国政府实施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提出了4万亿投资的刺激计划，经投资测算，当时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达到7万亿，依靠常规的融资渠道己不能满足巨额资金需求。各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过程中，地方配套资金出现了很大缺口，为此，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地方投融资平台，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我国中央政府投资配套资金的融资渠道”。随后，政府融资平台逐级向下扩展延伸，由省级政府向地市级政府、区县级政府移动，以至于部分乡村也设立了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国内投融资领域最活跃的主体之一。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0468家，平台贷款余额9.1万亿元。平台贷款的抵押、质押担保整改率己达65%，平台贷款的安全性有较大提高。日前，国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归结为三种不同的运作和管理模式，即“上海模式”、“昆明模式”和“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际运作经验，强化对风险的系统性控制和管理。2010年始创的“昆明模式”具有更健全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该模式率先制定了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有效加强了外部监管，形成统一完备的的债务保全方案。“重庆模式”重视风险的分散管理。通过统一组建融资平台获得总量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