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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共一致性理论分析 　　钱理群教授发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言论被公众反复引用，即那些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之人。个人化的“表演”在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然而，一旦个人化的“表演”演变为群体性的“表演”，进而作为公共政策影响民众的生活，那将可能是灾难性的。诸多的公共政策失败案例显示，由于我国自上而下的权力长期过于集中、强势，权力崇拜的意识形态一旦被激活，公共政策在权力暗示作用下，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则很容易被包装其内不易被察觉。那些屡见不鲜的大项目、大工程被打造成光鲜亮丽的“民生工程”的背后，实则是官商错综复杂的交易。再如备受争议的重庆“打黑”，在重庆李庄案以后，在贵州贵阳、江西宜春、湖北武汉、江苏常州、黑龙江伊春、浙江金华，打黑的模式不断被复制，连公安的《起诉意见书》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再到法院的《判决书》，公诉的模式、侦察机关取证的模式和法院判决书的逻辑论证，一模一样。荣剑总结道：“让整个体制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为一个人背书的现象，表明这个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与此相对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本文通过观察法以公共一致性理论对F 市开展绩效管理政策试点工作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对公共一致性和政府绩效管理的演进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理论建构 　　公共一致性(unanimity)一般表示意见一致的、无异议的。公共一致性最初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科领域，被当成“全体一致性”概念使用。19 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用全体一致性来检验政府活动的效率，并认为这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布坎南和塔洛克基于一种个体主义的立宪理论，将全体一致性作为决策规则中的核心地位。他们认为：在政治学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似乎已经忽视了全体一致原则会在任何规范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占有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认为最多也只能把多数规则视为许多权宜之计中的一种，当个人和群体利益出现分歧时，就政治问题达成广泛一致的成本将使这些权宜之计成为必要。在此处，全体一致性仅表示一致决策的方式，或民主的规则。艾索尔德则洞见社会领域中的人类一致性行为，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认知和情感分类，并依赖这些分类来生活;一切对于分类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威胁都会引发焦虑”。 　　当一致性得到普遍的认同时，著名的社会学家戈尔曼却反其道而行，他在自创的著名的拟剧理论中提到：“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一致性”，因为“这种表面的、虚饰的一致，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把自己的欲望藏匿于他维护社会准则的表述之后，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不得不对这种冠冕堂皇的表述给予赞赏”。类似的表述，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2001)、泽鲁巴维尔的《房间里的大象》(2006)、克里斯的《社会控制》(2009)等著作中都描述过。实际上，公共一致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概念得益于彼特沃克的开创性研究，他首创性地提出公共一致性是用来劝服公民按照他们本不相信但却表现得相信的方式行动。这些基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角度提出的公共一致性理论，为公共管理研究开拓了视野。 　　国内关于公共一致性的描述散落于诸如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等文学作品中，但专门的研究却并不多见，主要是将“公共利益”和“一致性”两个概念进行整合，如郑杭生等人提到：个人必须恪守利益行为的正当性，权益自主也意味着对社会权力规范的服从，这是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和义务;社会权力规范代表了公共一致性和普遍利益，必须对成员的权益提供约束和保障，以保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合作，这是社会作为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 　　综上所述，公共一致性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只是作为一个概念在使用，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便如此，遗憾的是，公共一致性作为概念也还未在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中显现。基于此，我们提出，公共一致性是指政府(官员)针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通过使用公权力，以奖励或惩罚等方式促使体制内官员或体制外公众的行为和表现趋同的一种状态。此种状态既存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可能(如形成共识)，也存在向坏的方面发展的可能(如形成伪善)。本研究中，主要探讨的是在体制内官员达成的公共一致性，而没有涉及体制外公众。基于公共一致性的定义，建立了以下三个命题： 　　命题1：公权力越强势，公共一致性越容易达成离开公权力这个手段，公共一致性是很难达成的，除非到了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深刻领会”、“一致表示”、“深入贯彻”之类的老生常谈话语与其说是一种表态，不如说是公共一致性的呈现。彼特沃克通过考察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时期所使用的宣传活动，指出“公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