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转型.docVIP

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与此相应，需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需要的满足使潜在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生产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而使“文化”需要问题凸显。“两个文明”语境中的“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五位一体”中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它是一种“人文化成”意义上的“文化”需要。需要结构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文化的产业化不仅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为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与“文化需要”的外延 　　 　　从中共八大初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一个背景的变化，这就是新时期的“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谓“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方面。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提出后，两个文明的背景变成了“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时候的“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种需要；如果“物质需要”对应物质文明，那么“文化需要”就包容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同样，在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提出以后，“文化需要”又把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包容进来。换言之，所谓“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是一个统称，如果把“物质需要”与物质文明对应起来，那么“文化需要”就包括物质文明之外的其他内容，既包括“精神文明”即狭义的“文化”需要，也包括“政治文明”、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状的改变：从实践到理论 　　 　　研究者们注意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变得越来越不对称，有人甚至据此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的论断，从而把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在“社会主要矛盾”中被归入“文化需要”的范畴，都纳入了“对公共品的需求”范围。相比之下，本应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率先发声的哲学界却未能在实践中找到从需要结构转变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突破口，从而错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要义。[1]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产生”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真理并不单纯是“客体性”(Objective，客观性)或“直观性”的，并不单纯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对象性”(Gegenstndliche)的，是与人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列宁翻译成‘对象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P55)恩格斯指出，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是由于人类能够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3](PP225－226)因此，要研究真理问题，就必须研究人类实践的发展所导致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的变化。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但没有深入研究价值与需要的关系问题。韦伯曾经提出人类的理性行为可分为价值理性行为和目的—工具理性行为，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目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按照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科学”[2](P66注②)，研究人的依靠劳动的诞生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一类是工具科学意义上的“现实的实证科学”[2](PP73－74)，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经验现象。[4]近代科学实际上属于第二类“科学”的狭隘化，其基础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狭隘的经验论”；科学发展观意义上的“科学”则属于第一类“科学”[5]。近代科学只是为既定的人类需要提供满足的手段，而科学发展观则对各种人类需要本身进行价值排序。 　　一旦把科学发展观放到价值科学层面，就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哲学问题，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价值科学问题。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32)这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需要。要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入手，去考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 　　既然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与不同需要的满足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就必须把目光聚焦到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