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制度中的再分配机制-CUHK.docVIP

现代国家制度中的再分配机制 王绍光 在现代社会中，再分配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正问题，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讨论再分配机制必要性，考察再分配机制与其它国家基本制度的关系。虽然大部分篇幅谈的是过去和国外的事，但本文的关切点实际上是中国。因此，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借助于前面讨论提供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目前再分配机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社会与再分配 在讨论再分配以前，有必要先对两种收入加以区别。我们把人们来自市场行为的收入，或更具体说，来自劳动和投资的收入 (工资、利息、红利、专利、版权等收入) 称之为 “初次收入”。与初次收入相关的分配叫做“初次分配”。而来自市场交易的收入可能会因为非市场的因素有所增减。如接收捐赠或政府补贴会增加收入，缴纳税款或捐助他人会减少收入。我们把非市场因素引起的收入增减部分称之为 “二次收入”，把与二次收入相关的分配叫做 “二次分配”或“再分配”。 再分配的主体可能是个人 (如朋友间的赠与)、家庭 (如亲戚间的接济)、民间组织 (如慈善捐赠)、或政府 (如财政税收或补贴)。在传统社会，再分配的主体主要是前三类；在现代社会，政府已变成了再分配最重要的主体。 初次收入是按照“生产要素投入”进行分配的。所谓“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这里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社会动物，而是被商品化了，成了与资本、土地等量齐观的生产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再分配的真正意义在于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 。一个彻底商品化的社会是反人性的社会；再分配说到底是人性的展现。 依据去商品化的程度，再分配可以分为五类： (1) 援助性 (济贫性、救济性) 再分配：主要是对特殊困难群体，如老弱病残者的社会援助。此类再分配通常需要对受惠者进行资格审查；这类审查有时带有耻辱性。(2) 补偿性再分配：如对工伤的补偿，其发展经历了从追究谁的错到无过错补偿。另一个例子是在开放条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3) 保险性再分配：如由国家立法规定的、旨在增加收入安全的社会保险 (包括疾病，伤残，失业，丧偶，养老)。此类再分配一般带有强制性， 但不一定覆盖所有公民；公民从中获得的收益与缴纳水平不直接相关，但可能有某些关系(按贡献分配)。另外，是否能从保险性再分配受益也可能需要经过资格检验。(4) 公正性再分配：这是指从公平出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再分配。其目的是为所有公民提供最低生活质量的保障，包括收入和服务 [教育，就业，医疗和住房等)。有些国家为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全面保障，从而达到消除劳动商品化的目的。这种分配带有按需分配的色彩。(6) 革命性再分配：以生产资料社会化 (产权的再分配) 的方式彻底根除不平等。我国1950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便属于这一类。 关于再分配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也许没有人比卡尔-博兰尼说得更清楚了。 博兰尼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资本主义时期，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再分配的内容、形式和意义很不一样。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是 “嵌”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嵌入的经济”(Embedded economy)。那时，社会中存在各种互惠行为和援助性再分配机制。前者在亲戚朋友间进行，平常以互助和互赠礼品维系。一旦一方有难，互惠网络可以加以接济。自从形成人类社会以来，互惠行为便一直存在。援助性再分配的历史同样十分久远。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国的《Hammurabi法典》就规定寡妇与孤儿有权得到其亲戚的援助。各文明产生的宗教也十分强调行善、帮助需要援手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史书都有大量关于教会、庙宇、祠堂、行会等机构，以及地主和其他有钱人捐钱建立诊所、孤儿院、救济院的记载。在中国古代，灾后大户人家开仓济贫的故事也广泛流传。说到底，当时的再分配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 (social control)，其目的是疏缓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很清楚，人是要吃饭的，没饭吃是会饿死人的，面临饥荒威胁的人是不怕死，不怕死的民众是难以统治的。不过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再分配有以下特点： (1) 主要是救济性再分配，仅仅针对难以生存下去的特殊人群。(2) 受惠者范围很小，主要是家庭成员、宗族成员、或本社群居民。(3) 再分配主体不是国家，而是私人和民间组织。资金来源不是政府财政，而是民间捐赠。(4) 再分配机制一般没有法律基础，主要依靠宗教、伦理的力量维持。 进入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经济交往逐渐独立于人们的社会关系，变成 “脱钩的经济”(Dis-embedded economy)。博兰尼认为，不受人际关系约束的市场是全新的近代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它将劳动力，土地，自然和一切都商品化了，使经济活动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