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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史学本质的探求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理论似乎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理想，虽然包含着考察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关系、探寻历史发展与变化之规律的历史哲学思想，但更多地是以一种讲述人物的生平故事间杂评议的形式，阐发自己对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认识。与司马迁一样，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大多秉持“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撰史传统，很少去从特定的事例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尽管怀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但对理论并不热衷，其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过去知识的累积，大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么是讽喻现实以表达人文关怀，要么是针砭时政为君主提供统治良策。在西方学者看来，那种纯粹出于求知的兴趣，去考察历史之起源，理解历史之性质，进而为史学撰述这一独立存在提供洞见的“批判史学”，很少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笔下出现。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官修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编纂的主流，其中虽不乏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原则，但它所体现出的国家意志以及史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曲笔，并不能保证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同时，国家对史书编纂的严格审查，也对史家选择材料、提出观点和进行评判形成了巨大干扰。所幸的是，私人修史的持续和勃兴，不仅对官方史学作了有益的补充，也让史学家得以摆脱体制束缚，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意志和自由的个体。这一颇类似于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史学主体私化”的过程，使得史学可以不再是一项公共事业，而成为史家个体之撰述。这便为史学家去深入思考史学本身所面对的问题，提出一些独具创见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契机。值得注意的是，私人修史的兴盛恰恰出现在唐代官修史书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确立之后，这无疑更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流弊。担任史官长达二十年的刘知幾，就抨击了集体修史的五大弊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收集材料和查阅档案时的诸多限制;人情世故的干扰，让史官难以如实直书;监修的管理不善以及他所设定的不同的撰史标准，使史官无从下笔;监修的不作为，导致史官无心展开工作。 　　刘知幾辞去史职后，开始撰写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意义上的著作《史通》。《史通》梳理了唐以前的史学发展脉络，对历朝历代的史书体例、编纂方法、史料选择以及叙事技巧，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实际上，刘知幾所提出的这些形式上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上。既然官修史学已经无法赓续中国古代史学如实直书和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那么，刘知幾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历史世界中对之予以重建。刘知幾提出了成为“良史”的准则：“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实录是要做到“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所谓直书则是“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实录直书”表达了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的理想状态，即必须坚守客观主义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又必须持一种“疑古”的，即对古代历史和古代典籍提出质疑的批判精神。刘知幾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古代的三部经典《尚书》、《论语》和《春秋》。他对《尚书》、《论语》中所言及的古代帝王和圣贤的高尚品行提出了十点疑问，并逐一进行辩驳。他还对《春秋》中孔子任凭主观好恶，违背事实的十二处记载表示了疑惑，同时指出了后世对《春秋》的五处不合实际的赞誉。刘知幾疑古和批判精神的背后，并不是否认或推翻关于古代历史的一切记述，而在于重建可信的历史。他相信，如果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做到中立和客观，对史料采取一种明辨真伪的态度，便可以探求到历史的真相。这种理想主义的史学实践原则最后被落实到理想的史学家身上。在刘知幾看来，一个理想的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史才、史学和史识，亦即研究能力、广博的知识和判断能力。刘知幾的这种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兼具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一种少有的现代主义精神，这与一千多年后兰克所提出的历史学家应当“如其本来面目”撰述历史是完全一致的。 　　在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上，亦即在对史学本身作出理论思考方面，那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总是走得更远。北宋吴缜撰有《新唐书纠谬》一书，对欧阳修主修的官方史书《新唐书》进行了全面纠错，共列出错误二十类，四百四十九条。进而，吴缜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信史”标准：“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而对于如何撰写一部信史，吴缜提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名，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错虽然走的是考据学的路数，但他提出的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却涉及史学理论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