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说分析驳正.docVIP

“锡伯等原系科尔沁之奴”说分析驳正 　　早期锡伯与科尔沁蒙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在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已多有述及①，但是，对于这种关系的性质却始终未见深入的讨论。如果按照《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中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理藩院为将音达等人治罪并还给沙律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所云: “锡伯卦尔察等原系科尔沁之奴，因为驻兵，科尔沁诸王以下诸台吉等共议而献之。”[1]104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户部为将迁移锡伯官兵所交私粮收存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所云: “我等锡伯系原蒙古之奴，蒙皇上垂佑，赎出为兵，食俸饷，赐生计。”[1]103似乎早期锡伯就是科尔沁蒙古的奴隶，而且是通过“进献”或“赎出”的方式，从科尔沁蒙古“解放”出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我们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所谓“锡伯系原蒙古之奴”，其实是不可信的，而关于科尔沁蒙古“进献”锡伯和朝廷“赎出”锡伯的两种不同表述却不矛盾，都是历史事实。 　　一、早期锡伯不是科尔沁蒙古奴隶 　　要正确判断早期锡伯是不是科尔沁蒙古的奴隶，只要证明了锡伯本身不是奴隶的身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按照一般的常识，奴隶是不应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承担国家徭役，更不应该本身拥有奴隶，而早期锡伯无论是在科尔沁蒙古编旗前，还是在科尔沁蒙古编旗后，都具有独立的财产并承担着国家徭役，甚至还普遍拥有自己的奴隶。由此可以证明他们绝不可能是科尔沁蒙古的奴隶。 　　1. 具有独立的财产。锡伯具有独立的财产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其一，在康熙朝以前能够向朝廷进贡。如《满文老档》记载，天聪五年六月初四日，“绰托献马一匹，貂皮二十张，松塔礼献马一匹，貂皮十张”[1]5。崇德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阿拜、阿闵二人进贡貂皮二十张”[1]5。其二，在康熙朝能与朝廷进行贸易。如康熙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朝廷曾“为前往锡伯地方贸易之里塔尔、桑额，拨给毛青布七百匹……”[1]6 五年十一月初四日，“为前往锡伯地方贸易之巴音奇哩、托勒比，拨给毛青布八百匹……”[1]7 六年十一月初五日，“为前往锡伯地方贸易之委催总托勒比，领催沙谈，拨给毛青布一千二百匹”[1]9。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十年正月，十年十一月十一日，这样的贸易依旧连续不断，并且贸易量由几百匹增加到了几千匹[1]10。到了康熙二十年以后，锡伯与朝廷甚至进行了牛马与粮食的大宗贸易。如康熙二十四年，“于锡伯地方购马六百余匹……”[1]11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以马九两、牛六两，来锡伯地方买牛马[1]12。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准于乌拉地方船只内，拨给各可载六十石之船二只，以便前往锡伯地方购买粮谷”[1]13。如此频繁的进贡和与朝廷进行大宗物资的贸易，说明锡伯是具有独立财产的，如果是奴隶，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2. 承担国家徭役和供物。早期锡伯不仅拥有独立的财产，而且还能承担朝廷的各种徭役，如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为了运送桐油等物，“征用锡伯马车递相更换”[1]15。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征蒙古、锡伯、达斡尔、索伦等人力种地，粮谷大获”[1]15。康熙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宁古塔、乌拉官兵、锡伯、蒙古人力、牛只及官丁、官牛监耕相助，所获之粮，每口发给二石，余粮归公”[1]18。除了承担徭役外，还要缴纳供物，如康熙三十年七月，朝廷在让科尔沁蒙古贵族所属的锡伯披甲当兵时就曾明确提到，他们“所纳渔猎贡物，照旧纳之”[1]30。这说明在此前锡伯一直是向朝廷纳贡的。奴隶是不承担朝廷徭役和供物的，既然锡伯在被“进献”或“赎出”之前要承担朝廷徭役和供物，就肯定不是奴隶。 　　3. 拥有一定数量的奴隶。最能证明早期锡伯不是科尔沁蒙古奴隶的证据，当属锡伯本身拥有奴隶的事实。据《满文老档》所记，天聪六年三月十二日，“正蓝旗觉伙托出哨所木城，往那边蹑踪，获奸细十名后，杀奸细二名，执送奸细八名。该奸细等有水银十二两，佛头青布三匹。复戮奸细五名，将三名奸细、三匹佛头青布给获主，水银给萨木哈。命将给获主之三人卖与科尔沁蒙古、锡伯”[1]6。天聪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镶蓝旗奈格牛录下佟色，带其妻族来贸易之锡伯人领跟役而来，因那人盗米，将锡伯人杀之。因佟色未问而带来新人，是故鞭一百，贯耳鼻”[1]6。两条材料虽然译文不甚通顺，但细致体会文义便不难看出，前者说明锡伯可以买入人口，后者说明锡伯已经拥有“跟役”了，这些都反映了锡伯本身拥有奴隶的情况。另外，关于锡伯拥有奴隶，还可以从科尔沁蒙古“进献”锡伯时的人员构成找到证据。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科尔沁王等以下台吉等、平民以上，将其所属锡伯、挂尔察、达斡尔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全数进献。其中除年老之丁、年幼之童及家奴丁外，可以披甲之丁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1]31。这里的“家奴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