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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德国学者穆尔的中国研究分析 　　德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是欧洲“汉学”①的重要组成部分。17 世纪柏林学者安德里亚斯·缪勒( Andreas Muuml;ller) 、克里斯蒂安·门采尔( Christian Mentzel) 自学中文，渴望破解汉字奥秘。博学的莱布尼茨是最具名望的中国爱好者之一，不过他本人并未真正投入学术性质的中国研究，更多时候表现的是一位智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远见卓识。进入18 世纪，供职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德国学者戈特利布·西格弗里德·巴耶尔( Gottlieb Siegfried Bayer) 于1730 年出版中国语言研究专著---《汉语博览》。巴耶尔去世后，德国学者的中国研究陷入低谷，尽管18 世纪晚期德国文豪歌德、席勒对中国文化有过真诚的关注与赞美，但笔者以为尚不能归入学术性的中国研究之列。 　　虽然处于低谷时期，但中国研究的学脉在德国并未断绝，这要归功于一位执着的学者---克里斯托弗·戈特利布·冯·穆尔( 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1733 -1803) 。1733 年，穆尔出生于德国南部城市纽伦堡。1751 年至1754 年，他就读阿尔特多夫大学，主修法律专业。在一位法学教授的书房中，穆尔接触到海外耶稣会士编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些书籍显然触动了年轻的穆尔。穆尔终其一生，保持对耶稣会士友好、赞赏以及同情的态度。与此同时，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穆尔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开始增长。 　　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穆尔转而修读历史学，研究重点是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 Staufer Friedrich II. ) 。与同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一样，穆尔游历欧洲各地，在旅行过程中与欧洲各地的学者、艺术家、政界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 　　1760 年，穆尔成为自由城市纽伦堡的关税员。1778 年，穆尔在一部介绍纽伦堡景观、历史文化的著作中，陈述了他当时的社会身份: 关税员; 哥廷根王家历史研究会、柏林自然研究之友协会、卡塞尔古代史学会荣誉会员。 穆尔并非学术机构的专职学者，相对稳定的工作保障了他的基本生活，使其有条件依从个人兴趣，展开独立的中国研究实践。对《好逑传》的转译如此，对《本草纲目》的宣介也是如此。 　　国内学者的穆尔研究，目前还集中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特别是他翻译的中国明代小说《好逑传》德文本及其传播。如谭渊: 《〈好逑传〉早期西文译本初探》中提到穆尔译本的特点与不足; 吴晓樵: 《席勒与〈好逑传〉》中论席勒和歌德与穆尔译本的因缘。⑥ 对于穆尔在《好逑传》翻译之外的中国研究学术实践，学界较少涉及。此外，德国汉学家魏汉茂( Hartmut Walravens) 整理过19 世纪专注中国研究的学者柯恒儒( H. Julius Klaproth) 、安托尼·蒙图奇( Antonio Montucci) 的信函，其中收录了他们与穆尔的数封来往信函，内容涉及中国文献、辞书的交流。不过，魏汉茂并未以穆尔为中心进行过专题研究。 　　德文版《好逑传》及其附录研究 　　如果说当时欧洲的中国研究领域，巴耶尔与法国学者艾蒂安·傅尔蒙( tinne Fourmont)之间是一种对话讨论的关系，那么穆尔基本仰视傅尔蒙为中文导师，在自学过程中，主要利用的也是这位法国学者的著作。19 世纪被提出的“业余汉学家”概念，套用到穆尔这里并无不可，因为他所掌握的信息源、语言能力都只能列入业余水准。 　　1766 年，穆尔在读到英文版的中国明代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之后，将其转译成德语在莱比锡出版，这也成为穆尔在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德国著名学者歌德、席勒都曾经阅读穆尔的译本，藉此展开他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遐想。穆尔为何会起意将英文版《好逑传》翻译成德语?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视线移到法国巴黎。傅尔蒙曾经在《中国官话》中介绍一系列中文“小说”( Fabulae etRomanenses，编号27 - 35) 。⑤ 穆尔在《好逑传》序言中以拼音形式摘抄了这部分中文“小说”名: 《山海经》、《好逑传》、《玉娇梨》、《三才子》、《平山冷燕四才子》、《雅谜》、《拍案》、《元人杂剧百种》、《西厢记琵琶记》。 　　穆尔对《好逑传》中文本收藏地点的介绍，被认为是他的最大贡献，“明确指出此书出自中国人之手”。当时欧洲知识层关于该书英文本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有说法称该书是英译者托马斯·帕西( Thomas Percy) 伪造。帕西直到1774 年才对外公布，其手稿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杰姆斯·威尔金森( James Wilkinson) 。不过，穆尔只是将傅尔蒙编撰的书目加以转录，指出此书为中国原创的功绩更应该归于傅尔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