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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校教学中的核心价值和教育哲学探析 　　该文是笔者在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逗留时期观察所得。基于对中国重庆市部分小学及“重点中学”进行的小样本观察，本文重点描述了中国学校普遍存在的教学风格，即“交互式整体教学”。这种“交互式整体教学”风格是即刻可辨识的，因为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学校采用的传统教学方式，也存在于英国和中国的大部分学校中。本文所述的“交互式整体教学”具有两种显著特征。 　　第一，教师运用独特的设计(通常是在一个单一的任务中)，让大部分或全部的学生同时参与教学活动。为了促进教学，课桌椅通常被一排排整齐地摆放着，教师在教学时站在教室的前方。这种教学的特点是否定个性化教学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缺少或近似于没有小组活动。 　　第二，交互式的特点意味着交互式课堂教学不同于演讲。当进行“交互式整体教学”时，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释、指导和反馈，促使学生充当问题的探究者。 　　评论家经常错误地认为:在“交互式整体教学”中的学生往往是被动地学习，因而，“交互式整体教学”总是令学生厌倦和乏味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一堂运用这种方法且经过精心策划的课，将为学生带来刺激的、兴奋的体验和鼓舞人心的精神享受。尽管一些激进的教育家断言，没有什么比小组合作或个性化学习方法更好。然而，中国的“交互式整体教学”与英国的“交互式整体教学”区别在于表达方式不同，这与中国独特的习俗和传统直接相关，有一些是传承自古代，有一些是由现代社会发展而来。相比之下，作为以对传统教学怀旧的方式而存在的英国“交互式整体教学”是建立在一系列可辨识的价值观之上的，它的优点是提出假设而不求证。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承担的任务不仅是传达思想和指导学生从事相关学科的学习，同时，还担负着传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职责。例如:关于知识是开放的还是有限的、是临时的还是明确的;关于什么样的知识或者认识方式是最重要的;关于教师和课程应体现哪些权利;关于个人自主权和集体责任如何平衡等。 　　学校的生活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不会停留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它会渗入学校、课堂。正如本文将要解释的，学校生活的状况最能体现国家生活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公共教育的“成绩单”同时也是那个国家文化状况的反映。因此，在笔者描述中国学校的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时，也会谈到中国社会面貌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可以认为中国的教育状况会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面貌。 　　一、中国的教育 　　在讲述笔者参观和考察中国重庆若干所学校的所见所闻之前，本文将提供一些有关中国教育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其他相关信息，尤其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至今的30多年时间里，出现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一些改革，其中包括饱受争议的“重点中学”改革。 　　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学校的教育水平非常低下，发展也非常不平衡。在封建时代，只有占有土地的权贵阶级才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资金通常是由家庭、宗族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或资助，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为未来的管理者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那时的受教育者不仅要学习中国文学语言、管理语言，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习儒家传统哲学和历史，熟悉各类被认为是正确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经典文本。在那时，学校的教学是一个灌输过程，任何质疑世俗认知或者鼓吹变换教学方法的做法和言论，都会被视为打破旧习的危险举动而遭到全盘制比。进入当代社会，虽然儒家哲学不再是中国学校课程的核心内容，但是稍后本文将强调儒家传统在促进有序、稳定、独特的中华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19世纪末，中国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缺乏自由和科学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后的50年当中，一种新的教育类型被创建和确立。它既力求填补自由和科学教育的空白，又试图缓解中国社会教育的失衡状况，尤其是农村的教育问题。在那时，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是却几乎没有能让农民们就读的学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教育问题是大量文盲的存在，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文盲率高达90%于是，提供基本的学校教育成为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前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一套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院校在内的新兴教育模式。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国间的协约减少，前苏联对中国教育结构及课程内容的影响也在减弱。中国共产党在承担“扫盲”任务的同时，明确共产主义性质的政治教育任务也随之出现了。政治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巅峰，1966年至1976年间，中国所有学校的教学任务和学习内容大都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上。与此相关，政治斗争和体力劳动被认为是学生与工、农亲近的方式，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完全被打乱。虽然“文革”期间，中国教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