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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性别化身体叙事 　　我国的新媒体艺术从1976到2010年这短短二十几年中，经历了多方面的改革。从单纯的录像艺术到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和混合媒介的盛行，虽然开端落后于西方新媒体艺术将近二十年，但技术方面较西方并没有太大差距，只是节奏上更加紧凑，有些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卞流艺术谱系及创作形态方面，中国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同时受到多重新思潮的冲击，几乎涉及西方20世纪以来的全部先锋观念、形式、流派的影响。并在“现代性”方兴未艾之余又被“后现代性”文化浪潮浸入。艺术领域成为了多元陈杂和多维并生的拷贝场和语义场。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发展模式，其社会性质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艺术探索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家已然与传统的文化形态决裂，但又无法栖身与西方先锋艺术的港湾，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彷徨、纠结、质疑、反叛。新媒体艺术家融合其独特的国民特性敏感的探索自己的道路，在身体题材的方面，体现出与自身环境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文化视角。 　　完成叙事模式运作下的性别观念作为身体最直接的体征在艺术创作中经久不衰。如今，艺术家打破自然态身体性别的传统意义，将其的定义和标准放入多重语境下重新考量。通览中国新媒体艺术作品，可以将性别化的“身体叙事”分为下述几个类别:性别的抗争、性别的重译、性别的置换。 　　一、性别的抗争 　　人自出生起就因性别决定了自身附带的社会职能，决定了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像是约翰·伯格所认为的，女性处于被观看的地位。“这种观看的前提下，被观看的角色成为了人类在社会权利关系网络中对性别的规范和性别理想的不断表演。”然而，关于这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必然会引起质疑。尤其是人们对男权卞义下女性地位的思考。正如台湾艺术家洪东禄创作的“春丽”系列。春丽是年轻的东方女性与神秘武术的结合体，背负着武侠小说中讨伐杀父仇人的故事构架，她集童稚、哀愁、美丽、残忍于一身，是性感妖娆的代名词，拥有细腰长腿姣好的面容，以一种男性眼中制式化的标准被塑造，这种男性文化霸权意识与春丽刚毅的眼神所透露出来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克里斯.希尔曾指出:“身体曾经由各国政府来赋予意义，而到晚近，女性这方面越来越关注于索回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要求，而整体而言的人们也要把自己的身体界定为个体的所有物，与其自我认同不可分割。”同时，在“春丽”系列中，其他角色又是多元的，是一种民族情绪与想象的加乘。电玩的特征和故事的本质赤裸在早现在人们面前，它们显然是与商品消费联系在一起的，也体现了对西方文化侵略的焦虑。电玩遥控者无论男女皆化身为春丽的形象，在虚拟世界里飞奔跳跃踢败敌人，艺术家很直自的表达了消费社会中性别属性的规定性和对其压抑身体的反抗。现实中的人与春丽无异，是被外界操控输入的被动接收存储体，春丽的窘况正是我们自身所发出的呻吟。 　　二、性别的重译 　　直接以身体作为武器来表达似乎成为当代女性卞义最直接的创作方式。中国当代的女艺术家关注女性问题和探索方式一直表现得曲折和委婉。身体作为女性的符号是性的身体也是性别的身体。崔闻是一个一直关注女性性别和女性社会关系的艺术家。作品《二界》构图仿照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画面中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有一种不相符与年龄的神态，不同的动态暗示了女性不断成长的阶段。正如崔闻自己所言:“我把成长的过程抽离掉，就是用一个很单纯的载体承载一个很复杂的结果，这样看起来比较丰富。就是一个简单和复杂的关系，一个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一个自我的成长的过程，一个个体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同一，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擅变，不断的修复，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作者探求了女性自然态身体的根本样貌。而她的作品《地铁》则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层面，拍摄对象是地铁中的一位红衣女青年，女青年在全篇二个小时的慢镜头中不断地撕裂嘴上干裂的皮，人物处于迷离状态。这部作品着重剖析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交织在一起的配乐和地铁轰鸣声，烘托了站在女青年前面的黑衣男人的形象，观者在在潜意识中体悟到一种人性的自由和自然身体的神秘性。崔闻的《洗手间》则转为对女性在消费社会中洞悉，窥探的视角将事实暴露无遗，本质不言自明。 　　三、性别的置换 　　中国当代艺术中有关性别的另类表达有很深的文化渊源。期宗教壁画雕刻中表现纯粹完美的“双性同体”。中国戏曲艺术舞台中的“旦净同体”“生旦同体”，有很明显的超现实特征，这种双性同体的身份，连接了某种个体角色上隐含的性的释放。“在当代艺术中，根据着重点和观念表达的需求，这种同时包含了男女两种性别信息而形成的符号化的身体被以不同的方式早现出来，表现出例如双性人(同时具备男女性器官)、异装(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两性化人格(男性女性化或女性男性化)、同性恋(性行为对象及执行能力改变)等形象和行为举止。由于艺术所具有的高于生活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