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角度下《伤逝》的婚姻考察.docVIP

伦理学角度下《伤逝》的婚姻考察 　　　1 转型时期婚姻的双重性：新式婚姻之形，传统婚姻之实 　　鲁迅写下涓生和子君的故事是在1925 年10月21 日，此时五四运动已经覆盖到了中国的众多领域，在这一场最初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运动中，他们对五四精神极具热情，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燃烧用以践行新思想。涓生和子君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之中，作为青年人，他们也与同时期的其他青年一样，将自己的激情挥洒在新生活的探索中。虽然二者都是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但程度是不同的，子君相较于涓生，她更多的是对新思想的向往，被涓生带动进入新领域;而涓生则是主动学习新思想，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在小说中，子君的衣着是新式的：高底尖的皮鞋、布的条纹衫子、玄色的裙，这是五四时期青年女性，尤其是女学生的经典衣着。在新思想的学习中，她是处于倾听者的角色：“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虽然接受新式衣着，向往新思想，但在她骨子里还是有传统女性的一面，当涓生让她看雪莱的半身像时，她“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涓生自己也认为她“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涓生作为一个独自出来闯荡、毫无根基的青年人，能够读一点外语，在当时氛围中，很容易接受新思想，在与子君的相处中，他大谈新思想：“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 两人的爱情之火就是在学习新思想中越烧越旺的，最后子君宣布了自己的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恋爱达到了高潮，他们寻求婚姻作为归宿。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涓生和子君的婚姻模式不属于传统的婚姻---这是他们努力逃离的，也不全是西方模式的婚姻---他们婚姻只是西方婚姻的模仿，且这种模仿是片面的，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 　　2 转型时期婚姻中的缺失面：人类学的婚姻考察 　　涓生和子君的婚姻坚守的是爱情至上的原则，在实际的婚姻之中，爱情只是婚姻的一个层面;随着时空的推移，“婚姻”也在不断地改变以适应社会需要。人类学中对婚姻有较客观地考察。哈维兰在《文化人类学》中对于婚姻的是这样定义的：婚姻是指一个或多个男人(男性或女性)与一个或多个女人(女性或男性)的关系，社会承认他们相互具有持续的性接触权利。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中对于婚姻的观点是重视性控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人类学对“婚姻”的定义主要关注其社会功能，而不特别关注婚姻中的情感问题。这是对人类婚姻一个普遍的定义，而在中国传统婚姻中，有着其特殊性。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系统考察过中国传统的婚姻。他认为婚姻主要意义是为了抚育后代，“男女相约共同负担抚育他们所生的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婚姻是社会为了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为了使抚育得以正常进行，就要维持婚姻关系，于是社会就会用各种手段来防止婚姻关系的破裂，比如感情、法律等，但这些都是不够稳定的手段，尤其是感情是瞬间的、变幻无常的，于是就把经济关系渗入到婚姻关系中，这样就扩大了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婚姻中夫妇的联系加强。这时候婚姻即使没有感情，也会因为牵涉太多而减少离异的可能。 　　从哈维兰和费孝通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人类学中婚姻包括三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对性的控制，二是抚育后代，三是组成经济共同体。刘应杰在《婚姻的要素及中西婚姻文化的差异》中将婚姻包含的要素总结为四个方面：(1)自然要素--性;(2)物质要素--经济生活条件;(3)精神要素--感情;(4)社会因素--文化传统习惯。刘应杰的观点将感情也纳入到了讨论的范畴之内，是比较全面的。哈维兰、费孝通、刘应杰的观点都重视性和经济，这是人类婚姻根本的基础。而情感要素和文化传统习惯是社会文化发展之后才渐渐被纳入到婚姻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在公开场合常常对性是避而不谈，虽然在女儿出嫁前会有性教育，在嫁妆之中有“压箱底”，但对于性话题一直都很避讳，《金瓶梅》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列为禁书。除了不谈性，中国传统婚姻中对感情也不重视。在政治化了的儒家思想影响下，推崇“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两性关系，三纲五常制约着人的感情，封建社会有众多清规戒律，男女的交往受到阻碍，大胆外露的情感往往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国传统婚姻忠实的是经济和文化传统，而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体现在传宗接代上，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抚育后代。 　　刘应杰在他的文章中说婚姻的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反观涓生和子君的婚姻，他们试图逃离传统的婚姻模式，也即是希望能够摆脱经济和文化传统，只追求感情，这无异于将一张桌子的四条腿去其二，两条腿的桌子是立不稳的;且涓生对子君的感情和对性的新鲜感在三个星期后就产生了倦怠：“我也渐渐清醒的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