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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前有关武当山的文献记载的探讨 　　武当山位于占均州境内，“敛万占之烟霞，归一元之造化”，历来为钟灵毓秀之地，自占系修仙学道之乡。元代武当高道刘道明所编《武当福地总真集》，是迄今所知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当山志。在此之前，武当山的修志活动虽难以确考，但有关武当山的文献记载已经出现，有些内容还比较具体，甚至很早就产生了像《武当志》和《武当山记》这样直接以武当或武当山命名的著述，为元代武当山志的正式编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遗憾的是，早期《武当志》和《武当山记》均已散佚，详情不得而知。。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元代以前有关武当山的记载，最为集中者是北宋李鹰的《武当山赋并序》和南宋土象之的《舆地纪胜》卷八十五《均州》(按: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均州纪胜》)，余皆散见于其它相关著述，其中尤以地志、类书和道经居多。 　　汉代，武当山属南阳郡。《汉书·地理志》记南阳郡有武当县，但未言及武当山。另据《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记载，东汉末年武当山已有了隐士的活动。“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残，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赵康和朱穆同为南阳郡人，前者“以经传教授”，后者“奉书称弟子”，这说明东汉末年的武当山在南阳郡内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武当山的名气开始增大，不仅入山修道者日众，有关武当山的记载也渐趋生动。北魏道元《水经注·酒水篇》云:“水导源县南武当山，一日太和山，亦日寥上山，山形特秀，又日仙室。《荆州图副记》日: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婷婷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日谢罗山焉。”州御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云:武当山一三四百里，山高麓峻，若博山香炉，若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云:“桓车骑时有陈庄者，入武当山学道，所居恒有自烟，香气闻彻。”南朝梁陶弘景《玉医记》云:“太和山形南北长高，大有神灵，栖凭之者甚多。”训御，这些记载既描述了武当山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反映了武当山修道活动的日趋活跃。为了神化和提升武当山的地位，有些记载还开始附会道教人物，编撰灵应故事。《南雍州记》即云:“武当山有石门石室，相承云尹喜所栖之地。”尹喜曾得老子亲授《道德经》，是传播老子学说的第一人，将其与武当山联系起来，自然有助于扩大武当山的影响。晋西戎主簿戴柞所撰《甄异传》也记载了历阳谢允在武当山修道的故事，但其所记已远较前引道元《水经注》为详: 　　历阳谢允，字道通，年十五，为苏峻贼军免所掠，卖属东阳蒋凤家。尝行山中，见虎槛中狗，窃念狗饿，以饭怡之，入槛，方见虎攀木仰看。允谓虎日:“此槛木为汝施，而我几死其中，汝不杀我，我放汝。”乃开槛出虎。贼平之后，允诣县，别良善，乌程令张球不为申理，栓桔拷楚。允梦见人日:“此中易入难出，汝有慈心，当拯救。”回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时进狱中，与允言语。狱吏知是异人，由此不敢杆允，蒙理还都，西上武当山。太尉庚公闻而憨之，给其粮资，随到襄阳。见道士说，昔师戴先生孟盛子，非世间人也。救若有西上欲见我者，可将来，得无是君。允因随去，入武当山，斋戒三日，进见先生，乃是昔日所梦人也。问允复见黄童不，因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便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紫气荫其上，或闻芳香之气，彻于山谷。倦. 　　《甄异传》的记载绘声绘色，人物形象饱满，故事情节曲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通过有目的地编撰灵应故事来为武当山造势。 　　隋唐时期，道教虽呈全面发展的态势，但耐人寻味的是，有关武当山的记载却相对贫乏。唐初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开列了道教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内中均无武当山的名字。直到唐末五代杜光庭编《洞天福地岳读名山记》时，武当山才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进入了道教的洞天福地系统。隋唐时期的武当山，道教活动虽隐而不彰，佛教活动却如火如茶，涌现出了以慧忠大师为代表的一批高僧。据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唐均州武当山慧忠传》记载，慧忠早年行无住相，遍访名山，后薄游吴楚，下居武当，并长期驻锡于此，精修净业，弘阐佛法，相继受到了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的礼遇，达官贵人周不顶礼膜拜，从而问道。慧忠“常以思大师有言，若欲得道，衡岳武当。因奏武当山请置太一延昌寺，自崖山党子谷置香严长寿寺，各请藏经一木，度僧护持，二圣御影，镇彼武当”。慧忠的请求得到了唐代宗的大力支持，“土言惟允，有司承式。猴一雁塔，虽未饰于中峰。茅栋柴扉，便以名于梵宇。睿札题额，莺回鹊飞。山川光煌，黑自扑跃。想金殿之可期，睹瑶台之非远”。太一延昌寺和香严长寿寺不仅规模很大，而且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