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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 　　在中文语境里，“方法论”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二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①本文是在第二个含义的基础上使用“方法论”的概念，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探讨西方全球史在研究和编撰当中采用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西方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互动(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研究，分析其由来与特点，并给予其适当的历史定位。 　　2008年，柯娇燕的《什么是全球史》出版，这是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综述了有关全球史的各种构想与写作方式。将“全球史”界定为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②的柯娇燕认为，全球史学家正是以其方法而不是史实，区别于那些研究地区史或国别史的学者，全球史学家弥补区域史学家所缺乏的东西，反之亦然;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③这其中所蕴含的困难，自不待言。柯娇燕对此问题的理解是:最终的全球史方法如果得以实现，很有可能是能够将事件和统计数据同时从资料和设计的视角进行排序，把它们编织进同一个时间框架，若能从同角:1850-1940年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988年)、埃里克·R.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于1974年)。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明确提出“跨文化互动”(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命题的是杰里·本特利，但是跨文化互动发展为一种在世界历史研究和编撰中使用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却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兴起以来众多学者努力的结果。 　　20世纪中期，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后剧变的世界形势，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首倡全球史观、提出西方历史学应重新定向之时，②便提出世界历史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异、相互作用与影响，要做“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具体研究，关注世界各地的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和人们对那些问题的不同反应。③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危机意识，对全球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趋于保守。时代背景对美国的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即如何撰写一部既能体现出全球视角又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全球史。1961年，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呼吁世界历史的全球视角，并一直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编撰框架与方法。④这也是正在撰写《西方的兴起》的威廉·H.麦克尼尔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如何从研究方法上确保全球视角在世界史研究和编撰中获得实现是当时西方全球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1963年，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问世，其方法论的基础是:促进历史上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与拥有新的和不熟悉的技术的外来者的接触。⑤麦克尼尔认为，不同的文明构成真正和重要的人类群体，他们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在对每一个特定时代的文明中心进行描述，并探讨其周围科技水平较低的邻居对其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将各个历史阶段的状况联系起来，便搭建起阐述世界历史的基本框架。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是麦克尼尔关注的中心。《西方的兴起》通过三大历史阶段的连贯叙述，即中东统治时代(约公元前1700年一公元前500年)、欧亚文明均势时代(公元前500年一公元1500年)、西方统治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说明西方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史兴衰演变中最近五百年出现的历史现象。麦克尼尔认为，在各主要文明力量的对比中，欧洲的地位经历了从最初的弱势、中期的均势到后期优势的变化过程;在公元1500年至今的历史中，欧洲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逐渐改变了原本平衡的世界格局，大约从1850年开始，西方向全世界急剧扩张。 　　《西方的兴起》在彰显全球视野的同时，给予西方文明一种切合太空时代背景、贴近美国现实需要的历史定位;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性叙述的同时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对包括技术、生态等。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并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而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的新世界则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产物，同样要求新的史学方法。①这一判断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可以印证。20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在内的西方全球史研究者不断探讨跨文化互动方法在世界史领域的应用。例如，J. M.罗伯茨的《全球史》第一版问世于1976年(到2002年已经是第五版)，罗伯茨提出，构成该书大部分主题的是“长达六千年的文明”，人类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