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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患纠纷中患方的社会心理透视与制度调适 　　近年来，医患纠纷呈大幅上升趋势，时有发生的恶性伤医事件不仅损害着医患之间的基本信任，也严重冲击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威胁着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医患纠纷发生率的上升，既有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服务市场化以及政府缺位的制度原因，也有贫富悬殊、信任缺失、道德滑坡以及少数媒体失实报道所引发的认知偏差等社会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图对引发医患纠纷的社会心理进行审视，以期从社会心理视角为医患纠纷的解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医患纠纷的实质及其呈现模式 　　医患关系既非简单的信托关系，亦非混杂买卖的消费关系，而是以信任为基石、以尊重为纽带、以责任为依托，发生在互不相识却又利益相关的医患双方之间的一种特殊人际关系，“每一个医学行动均涉及两类人群:医师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一旦背离了信任、尊重和责任，和谐的医患关系将无以维系，正常的医疗行为将无法保证，医患纠纷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了。一般而言，医患纠纷主要是指“相互依赖的医患双方之间公开的争斗，他们发现彼此的目标不一，他们之间的关系回报不大，或者在实现目标时受到他方的干扰。他们处在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对抗的地位”。医患纠纷实质上是一种发生在利益攸关的陌生人之间的特殊人际冲突，它既可以发生在医患个体之间，也可发生在患者群体与医院团体之间，既可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外显争斗，也可呈现为“虽怒不言”的内心对抗。这种争斗和对抗至少包括三种要素:存在相互依赖的双方;意识到了双方利益的不兼容性;出现了互相影响和干预的行为。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医患纠纷，既有跋扈嚣张的国家公务人员，也有恶意报复的心理失衡者，然而更多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病患及其家属。根据纠纷的剧烈程度，医患纠纷一般呈现为两种模式:一是认知争论模式，争论来源于医患双方不同的主张观点、人格特质、个体差异和目标差异;二是人际侵犯模式，这种侵犯往往是非理性以及暴力化的，持续不断的冲突会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极有可能衍变为社会群体性事件。 　　二、医患纠纷的社会心理透视 　　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既要受到医患双方个性、道德、情感、动机和行为方式等个体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制度设计、医疗体制、社会保障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仅仅归因于某一因素，是难以触及医患关系的本质，也难以认识和把握渗透着种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医患关系的。从社会心理维度看，医患纠纷的产生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医患双方角色意识差异对诊疗结果的归因偏差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身份意识或角色意识会产生对同一事件或问题的不同态度、价值取向、思维路径和行为模式。在医疗实践中，不少医患纠纷就是由于双方角色意识差异导致对诊疗行为和诊疗结果的归因偏差所引发的。“由于医患双方专业分工、专业知识背景差异及各自权益的不同，面对同一个有争议的诊疗结果，就存在归因的认识性与动机性偏差”。医方的专业角色意识决定其从诊断标准、疾病复杂程度、技术水平、诊疗设备等专业视角考虑问题，而患方的非专业角色意识决定其首先考虑的是医方的责任、自己的权益以及相关赔偿等问题。从专业视角可归因为正常的诊疗结果，患者极有可能简单归因为医方的诊疗失误或不负责任。正是这种不同的归因偏差，会导致医患双方的不理解，并由此而引发各种医患纠纷。 　　2. 医疗行为负效应引发的患方心理挫折感 　　现代医疗技术水平虽然发展迅速，然而在复杂的人体生理结构和难以预料的病症发展面前，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生的诊治能力又是极其有限的，对任何疾病的诊疗均无法确保百分百的成功。也就是说，医疗行为与生俱来的高风险特征，使其具有抢救与伤害、康复与创伤的双重性。可是在缺少专业医学知识、缺乏高风险意识以及抱有过高心理期望的病患及其家属看来，进了医院，医方就应该对病患的生命和健康负责，一旦最后的治疗结果与其心理期望值存在较大差异时，即使医护人员竭尽全力，已达到最为理想的治疗效果了，病患方也有可能妄加指责和一味埋怨。这种指责和埋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难以避免的医疗行为负效应--抢救失败或创伤给病患带来的生理伤害和心理挫折。正如心理学家多拉德所认为的:“侵犯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种挫折感引发病患及其家属的过度情绪反应甚至伤医行为，当然，同时也会引发医方的防御医疗行为。 　　3. 医疗体制弊端对患方负性心理的催化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资源分配不均衡、医保制度不健全、药价虚高不下、以药养医等体制性弊端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而发生医疗行为的普通民众对这种体制本身的弊端却缺乏清醒认识和理性认知，一旦在就医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