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分析.docVIP

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分析 　　在《新修辞学》([14])中，佩雷尔曼(C. Perelman)通过重构听众所接受的常理(commonplaces)，在当代论证理论界首次提出了一个包括关联论证和分离论证两大类共计90 余种论证的论证技术系统，并在后来的《修辞学王国》([13])中对该系统作了进一步的精炼。作为关联论证(argument byassociation)的一个子类，“准逻辑”论证(quasi-logical argument)尤为值得关注。这种论证一方面具有形式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的表象并以此作为其确信力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则不具备这些推理所具有的形式有效性或保真性。准逻辑论证这种“似逻辑而又非形式”的性质集中反映了演证与论证既相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特点。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阐明演证与论证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揭示准逻辑论证的基本性质;在此基础上，借鉴巴斯和克雷伯对“形式”三义的区分以及当代论证型式研究的某些成果，对两大类11 种准逻辑论证的结构进行重建，并引入相应的批判性问题对准逻辑论证的评估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1 演证与论证 　　在《新修辞学》导论部分的最后，佩雷尔曼指出：“现代逻辑变成了对于数学科学所使用的演证(demonstration)1的研究。这种发展的一个后果就是限制了现代逻辑的论域，因为所有被数学家所忽略的东西都与它不相关。逻辑学家应该通过一种论证理论(a theory of argumentation)2来完善以上述方式获得的演证理论。在此，我们就是致力于通过分析人文学科、法律和哲学所使用的证明方法(the methods of proof)来建构这一理论。我们将考察广告客户在报纸上、政治家在演讲中、律师在辩护状中、法官在判决中以及哲学家在论著中所提出的论证。”([14]，第10 页)在正文第一节的开篇，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将论证与经典的演证概念，更确切地说，与局限于考察演证的证明方法(demonstrative methods of proof)的形式逻辑相对照，可以更好地了解论证的特点以及论证研究所固有的问题。”([14]，第13 页)这里，涉及证明、演证和论证三者之间的关系。佩雷尔曼所说的“证明”与一般所说的“推理”同义，在《修辞学王国》中他就常常用后者来替换《新修辞学》中的”证明”一词。在他看来，证明至少有两种具体形态，其一是主要在数学领域中使用的演证，其二是主要在人文学科、法律、哲学等领域中使用的论证。 　　究其理论来源，演证与论证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分析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与论辩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的区分。按佩雷尔曼之见，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中对前者的研究构成了形式逻辑的基础，但现代逻辑学家忽视了他在《论题篇》、《修辞学》、《辩谬篇》中对论辩推理的研究，未能意识到这种研究的价值。事实上，正是对论辩推理的研究，使得“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形式逻辑之父，而且是论证理论之父”。([13]，第1 页)根据佩雷尔曼的概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析推理处理的是真理问题，具有非个体的、有效的、必然的、纯形式的、演证的特点，而论辩推理的对象是可证成的意见，它以普遍接受的意见为前提，不具备分析推理所具有的那些性质。([13]，第1ndash;3 页)受到笛卡尔理性观念的影响，近代以来的逻辑研究致力于追求自明性、必然性，使得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析推理成为逻辑学家关注的核心。尤其是自19 世纪以来，“在数理逻辑学家影响下，逻辑学局限于形式逻辑，即对于数学科学所使用的证明方法的研究。其结果便是与纯形式领域无关的推理被全部排斥在逻辑之外”。([14]，第2 页)简言之，作为逻辑化身的现代逻辑仅仅关注演证，而完全忽略了对于论证的研究。演证与论证之分，虽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推理和论辩推理之别，但佩雷尔曼还是从适用领域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演证与论证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对象层次上说，两者适用领域不同。 　　在演证的现代形式中，演证是依据先前确立规则进行的演算，研究对象是纯粹数学领域。证明(演证)的目的是以为真的前提，而导出事物之自明性，依廖义铭之见，证明(演证)导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强制力，听者必须接受之，不予接受则不理性。([28]，第309 页)演证使用被假定为完全无歧义的人工语言，运用演绎的推理形式，并把公理作为演证的前提。在数学演证中，公理并非争论的话题，数学家把公理作为真理、自明的或简单假设，在使用公理时，并不需要考虑听众是否接受它们。([13]，第9 页) 　　论证是用来促成或增进他人对争议命题的遵从，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实践领域，“论证的目的是一个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