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贷割据”到“农贷统一”的分析.docVIP

从“农贷割据”到“农贷统一”的分析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银行投资农村的热潮迅速兴起。在四川，川政统一后，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涉足川省农贷事业并建立了各自的农贷“势力范围”。金融机构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最终形成了以县为单位的“农贷割据”局面。随着“农贷割据”区域的扩大和农贷机构间矛盾的加剧，国民政府逐渐调整农贷政策方向。在四联总处协调下，川省“农贷割据”逐渐演变为“分区-联合农贷”。1942 年的银行专业化最终促使四川农贷得以统一。从“农贷割据”、“分区-联合农贷”到“统一农贷”，是国家金融机构在川省农村金融市场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也是金融机构间利益博弈和国民政府对农贷机构进行制约和平衡的结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虽然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农贷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多限于农贷政策或者农贷业务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农贷的统一化进程研究明显不足。川省农贷在近代中国农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近代中国农贷统一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研究川省农贷的统一化进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四川近代农村金融的发展变迁，也可以为民国金融史研究，尤其是抗战大后方农村金融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中国农村资本缺乏“已成全国的普遍现象”。为了“复兴农村”，国民政府一方面有计划地将国家资本投入农村，另一方面也开始积极引导商业资本注入农业 经济。在这种背景下，“资金归农”遂成为国民政府和城市金融界向农村转移过剩资金的一种必然选择。1933 年，上海银行制定《农业贷款合作部计划大纲》，率先提出农贷必须从农村合作社着手。②除了商业银行外，1934 年7 月，国民政府颁布《储蓄银行法》，在农贷资金比例上采取了强制措施，要求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合作社的质押放款以及以农产物为质的放款总额不得少于存款总额的 1 /5。③国民政府与商业银行似乎一致认为: 农贷是实现“资金归农”的最佳途径。 　　一、农贷割据 　　川政统一前，受“防区制”军阀混战的影响，银行界出于资金安全以及投资回报等因素考虑，自然不愿意投资四川农村; 川政统一后，国家政权力量达及四川，国家金融机构对川省农村的兴趣和信心逐渐增强。抗战时期，农贷肩负着复兴大后方农村经济和“抗战建国”的重要使命，四川逐渐成为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金融机构推行农贷业务的重点区域。国家金融机构在川办理农贷时，常常各自为政，在“利益均沾”的原则下分别建立农贷“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了川省“农贷割据”的无序竞争局面。正如林和成所言: “我国农业经济组织落后，农业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该时政府原无一定农业金融方针，设置农业金融机构又缺乏整个统筹计划，是以上层机构重复纷乱，中枢农业金融机关无以统制，下层组织基础未定，全国农业金融网亦不易构成。致使行政之措施纠纷难行，业务之经营阻碍繁多。”①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农本局是最早一批在四川开展农贷业务的国家金融机构。1935 年，中国农民银行把鄂、豫、皖、赣、闽等省“剿匪区”农村善后的经验直接移植到四川“剿匪区”，②在通江、南江、巴中等15 县的877 个农村合作预备社进行了贷放，农贷金额30 万元，受惠灾农54910 户。③ 1936 年，中国农民银行在川进行了第二次农贷，拨付30 万元办理了名山、蒲江、芦山等7 县的农村金融紧急救济贷款。④ 中国银行在川推行农贷始于1937 年，最初主要办理内江、荣昌、隆昌等6 县的蔗糖贷款，1938 年，其农贷区域扩展至峨眉和屏山两县。⑤ 农本局的农贷区域则主要集中在涪江流域、扬子江流域以及川陕公路、川湘公路等交通动脉沿线地区，包括新都、合川、三台等22 县。⑥ 　　可见，在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农本局在川已初步形成了“农贷割据”的局面。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是川省“农贷割据”的最大特点。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范围主要为川东北的“剿匪区”，中国银行农贷区域主要为川南蔗糖特产区，而农本局的农贷资金则主要投放于水路、公路等交通条件相对优越的川北地区。除这三部分地区外，四川其他地区则暂时难以得到农贷机关的“青睐”。究其原因，一方面，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国民政府尚无能力也无暇对全国农业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的布局和监管，而“川政统一”不久，利用农贷将国家力量渗入四川农村不失为一个相对有效且温和的途径。1937 年，国民政府以“农贷制度关系农村金融极为切要”为由，制定了《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以期树立“农贷制度之中心系统”，其中规定: “凡中农、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农本局，各地银行与各省府或合作机关或其他主管农村事业机关，约定办理合作农贷之区域，仍应继续负责办理农贷，所有原订农贷合约，应继续进行，并照历年放款数额，不得减少，应量予增加。”⑦ 可见，这段时期，国民政府对金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