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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繁华的“新世纪文学”研究 　　新世纪文学”的争论和研究也悄然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一直站在批评最前沿的孟繁华先生，十余年来始终致力于与“新世纪文学”相关的研究。他投身于新世纪文学现场，关注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想象和思潮的研究与评价。迄今为止，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三本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论著中，它们分别是《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和最近出版的《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孟繁华先生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基本态度，也可以了解“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成果和发展走向。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生活的合法性随之确立，随着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进步，一种新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将“人民”和“群众”置换成了“消费者”，市场以诱惑的方式对消费者和民众进行驯化。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与政治的关系被人和物的关系替代，公平正义的政治愿景被舒适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所替代，人从大历史中出走，步入了自己的小生活。孟繁华先生认为，媒体对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产阶级话语空间的扩张》和《媒体与文学的时尚化》这两篇文章中，他详述了媒体诱发和散布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以及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运动”，这之后出现了时尚化的杂志，这些杂志表达和制造着中产阶级的趣味，构成了中产阶级的话语空间。这种中产阶级趣味的魅力和导向作用是明显的，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在短时间内被大面积传播，并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同，这种趋势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因此他判断: “这些中产阶级杂志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支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它不仅扫荡了网络文学，严肃文学也受到了它的冲击和侵蚀，不仅出现了严肃作家向时尚文化的献媚，甚至出现了文学思潮向时尚话语的转向。面对这种危险的趋势，孟繁华先生大声疾呼: “文学关心的不是市场，文学关心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的心灵领域，现在这个领域已经不大被关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内心总要遇到危机，总要寻找心灵安放的地方，这就是心灵家园。心灵不能总在流浪。文学恰恰是能够提供心灵、理想安放的家园的。”孟繁华先生意在痛斥文学的时尚化与市场化倾向，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正本清源，明确文学的方向，守护文学的尊严。为了抗拒这种中产阶级化或者时尚化的写作倾向，孟繁华先生力倡“新人民性”文学，他在《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中对“新人民性”作了如下的解释: “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显然，孟繁华先生在提倡文学介入性的同时也强调警惕“人民性”概念中的民粹意识，从而他强调文学的批判作用，“新人民性”的命名表明了其在继承中国“社会问题小说”传统和来自俄国文学的“人民性”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五四”文学的批判传统，是对不断建构和丰富的中国文学经验的继承和发扬。这之后被命名为“底层文学”的创作思潮俨然受到了“新人民性”这一概念的影响，其突出的对于公共生活的介入意识使文学又一次与当下生活建立起了联系，从而备受公众的瞩目。 　　社会的形态决定了文学的面貌与发展走向，乡土文明的溃败必然导致文学关注的焦点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孟繁华先生自然地将关注的目光从新乡土文学延伸至中国的城市文学。他认为这个正在生发和成长中的文学样态还很不成熟，作家对都市生活经验的表达还处在艰难的探索期，表现在作品数量上的创作的繁荣难以掩盖其反映都市生活还处在表面上的事实，都市生活的深层经验还有待挖掘。在《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这篇文章中，孟繁华先生指出了新世纪文学中存在的几个对都市书写的问题，既是对城市文学写作的鞭策，也是对城市文学新的增长点和生长空间的探索和想象。问题之一是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作家往往接续“社会问题小说”的创作理路，致力于反映文化转型期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而忽略了对于具有“共名性”的文学人物的塑造，孟繁华先生希望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不要成为作家塑造典型人物的障碍，作家应该在杂乱而丰富的现实中发现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所共同面对的精神问题，以此来创造出能代表这个时代的、能让人们记住的文学人物。其二，他认为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没有青春。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开始，具有丰沛的生长力量的朝气蓬勃的少年形象逐渐被国人确立为想象中国的标准范式。“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