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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解与批判的分析 　　R.S.克兰(1886-1967)是美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与理论家、芝加哥文学批评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领域，人文关怀是他的修辞目标。克兰的修辞学理论以修辞的伦理性目的作为研究中心，同时，他又借鉴了新批评理论中文本分析的方法，从而建构了一种建立在科学分析方法基础上的伦理批评模式。 　　一、对新批评本体论的质疑 　　在形式批评理论家的观念中，文本是语言的存在，或者说是表达思想的特殊语言系统，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表意功能是其他媒介无法代替的，因此，批评家的任务是将语言的本质解释清楚。然而，虽然以语义分析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确实能够达到形式批评理论家想要的科学化、精确化和系统化的分析效果，即罗兰·巴特所说：“内涵系统的编码大体上要么由一种普遍的象征系统构成，要么由富有时代特征的修辞学来构成。总之，是由一种程式库(模式、颜色、笔法、动作、表达方式)来构成。”然而，无论是“语义分析法”、“词义分析法”，还是“语境理论”研究，研究的只是语言本体的工具性功能，或者说，语义分析只是将语言当作文学批评的手段，那么，必定会一叶障目而不见语言的修辞目的性。 　　在克兰看来，文学是用语言进行的艺术创造，文学批评是一种实践科学，因此，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发现一种最好的创作状态，因为这种状态与它的本质相一致，而这种本质又由文学体裁的类型及其组成成分构成，所以，克兰强调对文本的解释和对文本结构的分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本解释是一种方式，文本结构分析则是另外一种方式，前者是不能被后者控制的。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它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文本分析方法。在分析“歧义”、“反讽”、“自相矛盾”、“符号”这些文中例子之前，评论者首先要弄清楚词语和句子真正的意义所指的是什么?事件是怎样被陈述的?论证之词暗含的意思是什么?语言的差异性是怎样产生的?作品的技巧和构成成分不会因为存在而显现，它们只能在创造作品整体的作用中显现出来。 　　克兰认为，如果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的创作，那么，它就在文本批评的适应范围内，或者说，文本批评是从作品的基本组成成分的层面来解读作品，例如词、句子和段落等。“此种批评的目标指向文学作品，考察的是它们最基本的文学性成分，它们的词语、字行、句子、段落、篇章等。”在克兰的理论中，意义这一词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它指的是一种由语言产生的影响力，从词的隐喻义、情节的结构到人物、情感和事件都体现了作者对词语的选择和安排。除此之外，意义亦是语言通过隐喻、换喻等方法体现出来的多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意义是语言使用者头脑中概念结构上的元素，它们反映了个体对事物的不同认识，所以，意义还暗含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因此，散文和韵文中表达技巧与用来发现和分析意义的方法没有本质的不同。精确地说，语言的特征是诗性的、科学逻辑性的还是修辞性的，不是由语言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的使用方法决定的。对于克兰而言，追求主旨和方法相统一的模式实质上就把自己划定在形式研究这一狭窄的范围内;把语言视作是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符号系统和体系，就必然会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取代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历史的联系，这就与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的要求相悖。 　　比较而言，语言本体性观念必然会与揭示语义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目标相悖，这不仅会瓦解新批评对语言本体性特征的定义，也必然将其带入进退两难的境遇之中。克兰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语言符号的外延意义构成了隐喻或象征，因此，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偏离，即语言的能指无限度地后移，随着意义在符号系统内不断衍生，造就了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向度。例如，从语义学的维度，瑞恰兹将“含混”视为一种语言的系统性存在，他认为：“一个语词所具有的引申意义是与另一个语词相互联系的，即使不像一栋房子那样包含那么多的方面，至少有相当大的覆盖面。”然而，克兰认为，新批评把文学语言的修辞性(rhetoricity)由文学文本拓展到文学批评的认识论领域，把作品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形式结构、主体意图或社会历史意义等都放置在语言本体上，结果是，所谓的“多层结构”、“隐喻”、“张力”、“悖论”和“复义”等术语都是围绕着揭示语义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目标而生成，这必将会瓦解新批评对语言本体性特征的定义。换言之，克兰认为，就本体性而言，语言并不是一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可以阐释清楚的。如果可以，那么所谓的“隐喻”、“张力”、“悖论”这些新批评创建的范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语言具有的含混性与模糊性和科学的精确性与明晰性从根本上就背道而驰。因此，在他看来，即使新批评理论家能够创建一些理论范畴对科学性与语言的复杂性做出一些自圆其说的论证，他们也不能消除这两者之间本质性的矛盾。于新批评而言，文本的要素只是意义的载体而不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