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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政治对话和方法论分歧探究 　　从战后到1990年左右，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需要处理大会因冷战引起的政治性纠纷，难免会陷人意识形态冲突的乱麻之中。这种冲突不仅仅是简单的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反映，西方国家内部也有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分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给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组织者带来头疼不已的困难问题。 　　另一方面，在冷战时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观上想保持对政治的超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的相互接触以及进行跨联盟性讨论，为冲突和对抗国家的学者提供了缓和与对话的平台。 　　除政治特点外，这一时期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充满了方法论的争执。世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宇宙观、历史观和历史方法论的变革，历史主义衰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日益显著。但奉行传统史学的也大有人在，新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阵营的史学、新史学各流派之间的辩论日增。 　　第9届 　　1950年，法国巴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巴黎召开了战后第一届大会。经历了战争血与火洗礼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重新走上正轨。 　　1950年的巴黎大会有来自33个国家的1400人参加，但是没有东欧和德国学者。巴黎大会通过了四项具有制度性变化的决议。 　　第一，就是正式加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属的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且成为历史类的惟一会员。以后任何历史组织必须通过国际史学会才能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建立联系; 　　第二件是确定国际史学会总部和司库驻地都设在洛桑。以前总部随司库走，先是跟利兰设在华盛顿，后是跟伍德沃德设在伦敦。现在改为常设洛桑，因为瑞士金融发达，且为中立国; 　　第三件是决定秘书处继续常设巴黎; 　　第四，吸收专门性的国际学术组织加人国际史学会，这些专门性的组织的地位与各国史学会的会员资格等同，在大多数事务方面具有投票权。 　　第10届 　　1955年，意大利罗马 　　“朝鲜战争”结束后，东西方阵营的对峙局势愈演愈烈，然而在1955年9月4日，借助在罗马召开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一平台，东西方学者聚在了一起。罗马大会与会的有34个国家的约1500名代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这是“二战”后他们第一次与会。这也是自1938年苏黎世大会之后，苏联学者时隔17年后又一次与西方历史学家对话。 1955年的罗马会议仍然是突出新史学。4个分会场分别讨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1800年以来的历史。由于碳14测定及其它考古技术的提高，也由于受人类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影响，古代和中世纪史的讨论异常热闹。 　　在专题讨论中，社会经济史作为新兴的分支学科，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备受关注。这个专题讨论的题目有:罗马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经济、17和18世纪的农业、16和18世纪的商业和工业、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和19世纪的社会问题。 　　尽管这次大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这毕竟是战后东西方历史学家首次聚在一起，具有重要的意义。1955年9月15日的《新华社新闻稿》中，以“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为题报道了会议闭幕式: 　　第10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于12日在罗马闭幕。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许多报告人一致指出，有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代表团参加的这次大会，加强了科学家的国际合作。下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定于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第11届 　　1960年，瑞上斯德哥尔摩 　　1960年8月21日至28日，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瑞士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50多个国家的20(H)多名学者参加了大会，除苏联外，另有20多个欧洲以外的国家参加。 　　本届会议讨论内容除传统的制度、文化、社会和经济史之外，还探讨了方法论、科学和技术、印度传统文化的变迁和人口史，另外一个特点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哲学之间寻求共同点。在方法论方面的特征是突出了比较史学的方法，许多分组讨论都冠以“比较”字样。 　　大会期间提交的报告中，有两篇涉及亚洲历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机构提交的一篇有关印度的报告，题为“现代化即西方影响和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另一篇报告涉及中国中古历史问题，是由一个日本研究机构提供的。此外，日本历史学家还提交了3篇有关东亚历史的论文。尽管论文数量的增加说明了非欧洲国家在大会的分量的提升.但这些论文在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议程中显得非常单薄。第12届1965年，奥地利维也纳1965年的维也纳大会分了4个讨论组。第一组有6个大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