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docVIP

分析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瞿林东先生指出:“学术话语体系是有关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及关于研究内容的解说，以至于文字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几个方面的结合。因此，所谓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走向的趋势。”①从这个角度探讨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 　　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既有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与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碰撞密切相关，始终存在着如何将外来的理沦、方法、范畴、概念与中国历史及史学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必定要求建立自主性的史学话语体系。从20世纪初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表征着经过一个多世纪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超越了对西方学术的简单引进与仿效，力图在吸收传统史学优秀遗产与借鉴国外史学理沦、方法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一、西方学术的输入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换 　　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1J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人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试图通过改造学术以推动社会变革，救亡图存，因而大量地输入西方学主义进行了清算，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奠定了理沦基础。侯外庐将丰富的中国历史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提出中西文明演进不同路径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提供了范例。而毛泽东与延安史学研究者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系统认识，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指导原则。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脱离简单的模仿状态而自成体系。侯外庐曾自豪地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⑤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结出的硕果。 　　由此不难看出，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转换，既是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与西方学术的输入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中外史学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外来学术的民族化与新的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总是相伴而行。 　　二、“史学危机”与具有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主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理沦、方法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史学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在唯物史观的运用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以及受到苏联的教条主义史学的影响，尤其是极“左”政治路线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严重损害。“文革”期间，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史学话语与政治话语纠缠不清，真正的史学研究被史实际:“以前我们讲的中国历史大多是按照某种公式编制出来的，而不是就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如实编写的”，“让人很难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国历史特色和气派来”①。所以，必须超越已有的史学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抽绎出中国型的历史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反映在史学实践中，一是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如田昌五的中国历史体系新沦、曹大为等有关《中国大通史》的理沦构想②等;二是不再套用任何现成的历史理沦模式，力图从实际出发撰写中国历史，如樊树志《国史概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等。 　　尽管学者们在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具体的史学实践也各不相同，但其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从中国历史与史学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少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体系。近年来学者们有关构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探讨，正是这种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三、学术自主性诉求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在重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方向是以西方话语来重新诊释和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并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很多，根本问题是丧失了中国民族文化根本的学术文化重建，是以西方科学理性为核心价值和工具建构起来的学术话语”③因此，一些学者发现当今的中国学术依然笼罩在西方学术的阴影之下，不是患了“失语症”，就是存在着“合法性危机”。所谓“失语症”是由文学研究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理沦话语完全是借用西方的，离开西方话语，我们就不会说话，就会集体失语④。 　　而所谓“合法性危机”则是由哲学研究者提出来的，“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