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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生态中心主义的实践局限 　　在环境伦理学中，整体主义的非人类中心论，即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通常被认为是应对生态危机等环境问题最有实践力的学派。作为当代生态中心论的代表，克里考特(J.Baird　Callicott)的思想在基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设想的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基础上，将生态中心论的思想系统化，以衔接入自休谟提出经由达尔文以“自然选择”的演化理论解释的“情感社群主义(sentimentalcommunitarianism)”之伦理学传统中。 　　同时，克里考特在实践原则上借鉴了当代生态演化的实证研究成果，以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合理平衡点。特别地，克里考特旗帜鲜明地将“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判据，这对于当代环境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克里考特的思想也受到国内一些学者如卢风教授的重视。 　　然而，以往的研究对作为实践判据的“生态系统健康”的解读是空泛的，它仅仅被用作了一个方向性正确的标签，却脱离了现实的实践手段。因此，这种空泛的解读对于现实的环境管理并无裨益，也造成了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管理间的分离局面。为了夯实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力，我们必须深入地剖析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并考察具体的实践可能。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中心。 　　 一、生态中心论的实践理想 在利奥波德那里，判断道德实践的适当单位是社群或生态系统：“如果一事物有助于保持生物社群的完整、稳定及美丽，那么它是对的。反之，它是错的。”显然，“社群的完整、稳定及美丽”是作为利奥波德之大地伦理的实践判据。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不限定具体内涵，以此三者作为实践判据的可行性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伴随主观性的个性化因素很难使得“美丽”作为一项心理感觉指标，具备作为道德实践判据所内在要求的普遍意义上的“客观性”。其次，“稳定”如果作为诸生态学指标(如种群数量，群落分布)的静态的不变性来理解，似乎与天然意义上的自然本真相分离。类似的，“完整”如果作为系统中一切生态学指标对象的继续存在来理解，也难以成为道德实践的指南。鉴于利奥波德的道德实践判据的模糊性，克里考特在继承其整体主义进路的同时更为明确地指向生态系统的健康。 　　 二、生态中心论的问题讨论 表面上看，克里考特的以生态系统健康为判据的伦理理想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化解当代生态危机。实际上，该实践理想的落实面临着诸多问题。虽然克里考特强调人之于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作用，然而他的自然主义进路的实践论又削弱了人的能动作用。因此，主体实践的道德色彩并不明晰。进一步地，在淡化了谨慎原则之绝对性的前提下，这种以整体为着眼点的实践论使得物种保护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这并不能为目前的物种保护方针提供坚实的伦理学依据。主体的道德可能如前文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中，克里考特将人类与其他物种视作完整的自然系统这一“生命体”的不同脏器。对于这种人与自然的共赢关系，克里考特的论据是有人类活动的绿洲中的物种数比隔绝了人类活动的绿洲中的物种数要多。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将人之于自然的实证层面的正面作用引向人作为系统健康的形上层面的必要元素的逻辑跳跃是否合理?对此，我们有必要界定一下克里考特的“自然”。在至广的层面，自然包括一切的现有元素。可是，这样的自然的内涵并不确定，即一切现有元素生灭不定，增减不居。可见，这样的自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伦理对象，也谈不上作为一个稳定的“生命体”。 　　因此，克里考特的自然，似乎只是健康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后者可以进一步被还原为维护生态系统能量流之正常运作的必要元素，而非逻辑上所有可能容纳的元素。那么，能量流的正常运作又如何定义呢?在保守的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现存的能量流模式，作为参考的基准。按照克里考特的生物圈保护模式，我们至少有三个版本的能量流范式：核心保留区范式、缓冲过渡区范式与人类栖居区范式。以极端立场观之：在核心保留区，人类显得多余;而在人类栖居区，大部分其他物种难以自然地生存。联系克里考特的共赢案例，后者的范式只可能是缓冲过渡区范式。 　　(二)物种保护的依据 如前文所指出，虽然克里考特坚持物种保护的义务的绝对性，然而该义务似乎并不源自生态系统的健康，后者作为克里考特的至善，并不必然地要求所有物种的绝对完整性。以前例而言，作为物种的美国栗木或须鲸的伦理地位，独立于它们可有的之于生态系统健康的作用。进一步地，以能量流作为生态系统健康的衡量方式更加淡化了具体物种的必要性。一个可以简约为由若干代表性物种勾勒的数个营养级组成的生态系统完全可以保持内部能量流的顺畅，亦即维持它的“健康”。 　　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