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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优化策略分析 　　众所周知，医疗纠纷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甚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以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医疗事故的处理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一是医疗纠纷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向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解申请; 二是由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 三是由医疗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其中，医患双方协商解决途径最为常用，但往往由于医患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造成协商的公平性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甚至更加激化医患矛盾;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调解机制的公正性，也因其与医疗机构的特殊关系，而受到患者的质疑; 司法诉讼机制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医疗纠纷案件数量激增，法院审理周期冗长，医疗纠纷案件专业性强等原因，又会带来医患矛盾解决的低效率问题。因此，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我国解决医患纠纷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活动，备受国内外关注，目前已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当然，也应该看到，在探索具体实践过程中，各地方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不仅各有侧重，而且具体实施过程也未必尽善尽美。因此，优化和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新机制，其现实意义不可小觑。 　　一、各地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创新的实践及特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短缺的医疗资源与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医疗消费需求之间的刚性矛盾，使得医患纠纷井喷式发生、发展。原有的医疗纠纷处理“三大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为此，各地纷纷尝试进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各具特点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1. 宁波模式: 政府主导的第三方调解和理赔机制 　　随着2008 年3 月1 日《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创新探索开始发端。“宁波模式”的核心做法是: 创造性地引入“第三方”力量，作为医患纠纷双方之间的“隔离带”与“缓冲区”，进而平衡医患双方对比悬殊的力量，引导医患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依法解决医疗纠纷。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引入政府主导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机制，以此来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宁波模式”不仅成功地缓解了本地区的医患矛盾，而且作为我国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调解的经典模式，成为各地方探索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的制度模板与创新起点。 　　2. 山西模式: 强化第三方调解机构独立性的宁波升级版 　　山西省在“宁波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了独立于医患双方和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的专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该专门调解组织由医学、法律、管理学、心理学和保险方面的专家及具有医疗、法律或心理从业经验的人员组成，负责对全省范围内医患纠纷案件进行调解，并开展防范教育工作。其主要职能是针对医疗纠纷进行技术咨询、综合评估鉴定、法律援助、调解处理和善后理赔，等等。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指导下，给予医患纠纷双方必要且规范的意见反馈，针对解决纠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医疗机构沟通，以期医疗机构从中总结经验，提高医技水平，进而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山西模式”运行至今，得到医疗纠纷各相关方的普遍好评，但也存在着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法律地位不明确以及缺少必要专项经费支持等问题。 　　3. 上海模式: 政府出资与群众自治相结合的新机制 　　上海市普陀区在创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聘请法律、医疗界专家组成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本地区的医患纠纷。“上海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政府出资与群众自治组织相结合。它既发挥了医疗纠纷ADR 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减少当事人之间对抗、节约国家司法资源方面的优越性，又充分兼顾到医患纠纷的调处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完善医患纠纷处理的工作程序，通过细化管理，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其次，基于患方在专业知识上与医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注重对患方的思想疏导，为医患纠纷的进一步调解做好铺垫。最后，充分考量社会稳定与处理医患纠纷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求点面结合的医疗纠纷理性化与法治化解决方案。自“上海模式”实施以来，其对公平正义与人性化在调解医患纠纷中价值的并重，使得辖区内的医患纠纷发生率大大降低，居民的医疗环境明显改善。当然，“上海模式”还有待从较窄的区域经验向外推广以考察其适应性。而且，更大范围内运行的经费支持则是关键问题。 　　4. 天津模式: 仲裁委代行职责的一裁终局制机制 　　2006 年12 月，隶属于天津仲裁委员会的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天津模式”雏形已备。所谓“天津模式”，即从仲裁委具有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