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墨以申礼义之道.docVIP

分析墨以申礼义之道 　　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九流竞进、众言哓哓、思 想 辩 论 十 分 发 达 的 时 代 。 荀 子 云 ：“ 君 子 必辩。”(《非相篇》)又云：“仁者好告示人。”(《荣辱篇》)在这样活跃而复杂的思想氛围下，荀子常常针对当时流行某家某派学说进行分析和驳斥，从而彰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说他也是一位敏锐而善辩的儒者。他最主要的两个辩论对象，乃是墨家和名家。他的辩论经常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角度出发，而最终指向了一个清晰的政治考量。如果我们不了解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当时其他各家，尤其是名、墨二家持有那样激烈的批评态度。考察荀子对这二家的辨析和批评，可作为了解荀子政治思想的一条途径。 　　着眼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荀子的名学批评，来揭示其基础性的政治意涵，所以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辨析其名学思想本身。历来对荀子的研究，或者单纯突出其礼乐、富强等政治理论方面的建树，或者着力突出其名学思想方面的集成，或者强调儒家与墨、名之间的紧张与互补，而往往忽视了这一层潜隐的关系。这一点其实更能突出中国哲学的传统特质和精神取向。荀子的名学思想的精神归趣，也可以代表先秦名学的一般特色。当然，在前人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先秦名学所密切关联的政治意义，如台湾学者李哲贤吸收徐复观先生对中西逻辑所作比较分析的观点，认为“在先秦名学中，墨辩虽然最富于逻辑思辨，然而，其目的并不在于讲求纯粹之逻辑思辩，而在于解决经世伦理之问题”。他也把这一分析应用于了荀子，言曰：“其名实之辩虽具有逻辑意义，然荀子之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建构一逻辑学之体系，而是为了伦理政治目的之正名。”这种分析可谓把握住了先秦名学的要义，也指明了研究荀子名学思想的合理进路。而近几年的硕博论文，也迭出新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孟凯，其博士论文即专门以荀子正名与正道之关系为题，来探讨其名学与伦理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他也指出，荀子对诸子的批判，体现了儒家的价值关怀，他的名学是“正名与正道的统一”。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也作出了比较有意义的开展，站在儒墨名法等学派间的关系上，作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比如，孔繁认为，荀子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名辩，目的是为了做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纠正乱名越礼的现实.在分析《非十二子篇》时，他指出荀子作为“新兴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均充满信心”，作为小生产者代表的墨家主张的“非乐”、“节用”，在他看来已属过于保守，荀子对墨家的批评，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陆建华则指出“礼”在荀子思想中占有关键地位，荀子所说的“王制”即三代之礼以及与礼相适应的后王法度，他对于诸子思想的批评，完全是以“礼”为标准和原则的。他们能够在把握荀子思想及各家思想的大体的前提下，对荀子的名学思想给予整体性的诠释，加以多方位的观照，从不同的面向上深化了研究。 　　以上关于荀子名学思想之于其伦理政治思想的研究，体现了相当的水平，对于笔者具有不少启发。本文则进一步将荀子的名学置于对墨、名两家的批评这一更为精细的角度上，使问题得到更全面而有层次的论述。 　　一、名、墨蔽于道之一偏 　　对墨子、宋子、公孙龙、惠施、邓析等人的批评，散见于《荀子》全书各处。《正论篇》《非十二子篇》《天论篇》《正名篇》《解蔽篇》等篇专辟章节对各家进行评价和批驳。下面，为具体了解荀子对名、墨二家基本特点的认识，取《非十二子篇》《天论篇》和《解蔽篇》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分析，以呈现荀子对于时论的基本态度。《非十二子篇》说：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荀子所批评的十二子，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善作辩言的派别，他们的学说既非无源之水，亦非缺乏听众和市场。他们的学说发展为今日之状，原因在“蔽于一偏”。《天论篇》把各派的学说比作“一物一偏”，各家的“一物”就是其学说的出发点：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 　　在荀子看来，一物本只是道之一偏，各家执持其“一物”之后就为其所障蔽，以之为道的全体，真正的道之全体大用反而障蔽不明了。墨子蔽于齐而不知万物不齐，宋钘蔽于少而不知万物之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