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域下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指定.docVIP

多学科视域下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指定 　　高校内部权力制约与监督既具有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普遍性，又受高校组织属性的限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具有权力的共同属性，如工具性、强制性、排他性、扩张性、侵犯性、腐蚀性等，当权力的负面特性与高校权力主体作为人的不完善性相结合时，高校权力腐败现象频繁发生;另一方面，高校以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多元权力结构，使得高校内部权力运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 　　一、高校内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力一方面具有积极的正效应，同时又具有消极的负效应。从消极方面来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公共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的倾向，即使是在探求真理、传授知识的高校也无法回避权力腐败问题，这是由权力潜在的负面特性和人性的不完善所决定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对权力特性的研究和伦理学对人类本性的研究构成了为权力制约与监督必要性及可行性的理论基础。正是人与权力二者之间的互动催生了各种腐败问题，而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也要以对二者的深刻认识为根本出发点。 　　(一)权力的工具性与私人主体属性相结合滋生权力腐败 　　权力具有工具性，它可以调动社会资源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权力的背后代表的或公开或隐蔽的利益。社会资源的分配一方面涉及组织需求和组织利益，另一方面又与权力行使者的个人利益相联系。当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诉求不一致时，很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由于组织自身不能运用组织的权力，组织权力的运行和使用需要一定的私人载体，权力的私人主体属性需要有具体的个人来承担，因此权力运行过程必然受到掌权者个人意志的影响和作用。当掌权者将个人的意志和愿望掺杂到权力运行过程中，并为追求个人私利而背离组织的利益甚至危害组织利益的时候，权力就变成了其进行资本交换和谋取私利的工具。“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致使权力腐败的发生。权力的工具性是权力腐败的前提，权力行使的私人主体属性为权力腐败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 　　(二)权力的有偿转让致使“权力寻租”现象发生 　　权力的工具性致使权力具有潜在的可交易性，这种可交易性主要表现为权力的“有偿转让”，也就是经济学中的“权力寻租行为”。当政府因不当干预和管制经济时，就有可能导致公共权力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一旦权力进入市场，极易破坏公平竞争、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发展的“差价”。布坎南把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称为“租金”。租金的存在，为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租金越高，寻租刺激越大，引起的权力腐败现象越严重。寻租活动的本质是寻租权力或权力寻租活动，也就是说“寻租者以钱寻租，腐败者以权分利”。具体表现为社会活动参与者为寻求租金，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寻租活动”行贿掌权者，掌权者借助手中的公共权力进行权与权、权与物、权与色的交易。 　　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和官员的自裁量权太大是造成寻租活动普遍化的重要原因。在高校领域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掌控着高校各项事务的发展，如对院系资源配置、科研项目申报和审批、职称评审等学术事务的干预过大、力量过强，使得高校各项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发展中寻租的空间很大，导致高校寻租现象的出现和活跃。那些掌握高校权力的党政机关、行政机关管理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进行以权谋私的活动，实现“创租”和“抽租”，以谋取更多更大的社会资本、金钱物质利益。纵观近来年频发的高校贪腐案件，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与犯罪主体所承担的管理职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管理、招生录取等环节更是贪腐高发区，成为三大‘腐败病灶’”。此外，在高校学术生态已遭破坏的情况下，普通教职员工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通过非法手段如贿赂、拉关系、走后门等进行“权学交易”。高校的权力寻租活动使高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阶段，严重影响了高校各项事务的发展。 　　(三)权力的扩张性导致权利主体的权力膨胀权力 　　一方面具有规范性和指导性，社会运行需要权力发挥维持秩序和缓和冲突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权力还具有强制性和扩张性等特质。强制性是权力的天然属性，“命令-服从”是权力的一般运行轨迹。在权力关系中，权利主体(掌权者)和权力客体(受权者)的关系是单向度的，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权利主体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权力客体处于受支配的被动地位。权力关系中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决定了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本能，由此权力的扩张性是伴随着权力的强制性而出现的。权力的扩张性导致权力的异化，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破坏权力正常运行的边界和范围;在时间结构上表现为排除异己以扩张自己的权力，权力的排他性极易导致专制和独断的产生。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一旦与掌权者的私人欲望相结合，便会致使权力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