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氏族封建”说与先秦社会形态的再思考.docVIP

对“氏族封建”说与先秦社会形态的再思考 　　夏、商二代可称“氏族封建时代”的论点是由晃福林先生于20世纪末首次提出的①。早在晃氏提出此说之前，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等学者酝酿编写《中国大通史》时，编撰者即曾强调，与以往的通史著作有所区别，“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②。于此前后，朱绍侯先生指出，晃氏“氏族封建制”的结论“是一种新的提法，可以构成一种新说’。“晃氏的新说可能是《中国大通史》新说的具体体现”③。 　　以后，“氏族封建制”新说经过不断完善，纳入晃氏称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④的论点体系。2003年3月，晃氏《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其努力构建的论点体系逐渐成熟。该书《自序》指出，“先秦社会形态的系统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本书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论析，说法是否能够成立，还须学术界比较长期的检讨”。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晃氏新说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乃至先秦史学科的建设皆有裨益。 　　一、夏、商“氏族封建”说的立论基础 　　自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经旷日持久的激烈论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划定的“五形态说”被长期以来视为“不可置疑的世界历史发展图式”①，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心论题再度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如张广志教授在其《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不经过奴隶社会，见之于广大地区，是通例，经过奴隶社会，见诸极个别地区，是变例”。赵光贤教授在为张先生《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无奴隶社会论又见抬头，不仅抬头，信奉并宣传这种高看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晃氏在其《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的《自序》中更称:“大家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最大的质疑，在于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个关键问题。一批专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以后，己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由于各个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在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并不一定进入奴隶社会。” 　　实事求是地说，随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持续深入，赵先生的“越来越多”和晃氏的“比较一致”，只是相对于特定学术背景和相对学术群体而言。笔者赞同晃氏《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前言》所作“这些专家对于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是应当永载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史册的。他们的深入探讨，使得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打开了新天地，开创了新局面”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然众所周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术命题尚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继续作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学术研究的最终结论亦并非仅仅用“越来越多”和“比较一致”作最后“定论”。本文不拟对“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理论命题进一步展开论证，只试图结合上述学术背景，探讨其命题之可能，即晃氏夏、商二代可以称之为“氏族封建时代”论点的立论基础。 　　二、无奴学派”对夏、商社会形态理论的学术探索 　　目前，学术界通常将改革开放以来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论”的学者群体称为“无奴学派”。改革开放以来‘无奴学派”在“中国无奴隶社会论”理论的主导下，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在对“夏、商奴隶社会”的传统观点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试图对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提出种种新论。除了晃氏提出的“夏商氏族封建制”新说外，张广志先生在《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前言》中指出:“一般地说，早期的阶级社会尚保有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村社结构或部落结构，因此，早期的封建社会通常表现为‘村社封建制’(农业民族)或‘部落封建制’(牧业民族)，这种‘村社封建制’或‘部落封建制’是有别于‘领主农奴制’和‘地主租佃制’的封建制之又一类型”。今天看来，尽管张先生并没有简单机械地将中国的夏、商社会与“村社封建制”抑或“部落封建制”对号入座，但毫无疑问，张氏己试图在“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夏商社会把学术界争讼己久迄今仍悬而未决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全部忽略了，诸如殷商和西周两个“早期国家”在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共性大于差异性，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变革?事实上，沈氏在此之前己经表达过自己的观点，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所论商、周之际“制度、文物方面的变革不仅在大体上都是历史事实，而且都给予以后历史发展以重要影响”，王国维的说法“包含有其真理性的一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