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的再探析.docVIP

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的再探析 　　一、对明七大恨宣传的官和民两个语境。 　　事实上，前辈诸家所据“真本”大略由此三种：《明神宗实录》(与《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大略相同)[8] 、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本和《高皇帝实录》本。《高皇帝实录》成书最晚，史料价值最差，不足代表本文所论时间段内史事，故不论。《神宗实录》与《木刻揭榜》两本也不是非真即假，其实两者皆出自后金官方，代表统治者意志，只是两个版本的七大恨是发往明朝的官民两方，目的不同故版本不同。这里以《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为例论证之。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甲寅，努尔哈赤遣头目章台等送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因奏七恨，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初东厂太监庐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应朝，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福胁，今上书七恨，亦其一也。”此条史料与《神宗实录》本和《木刻揭榜》本对校，发现谈迁所记日期、人数、身份、张儒绅“逞威福胁”都有错误。但是“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应是真实史料，史源应出《明神宗实录》。而将“逞威福胁”作为七大恨之一的情况出现在《木刻揭榜》，不见于《神宗实录》，这点差异也是学术界争论两版本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