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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伦理问题背后的两种科学进行研究 　　近年来科研伦理问题( 科学道德、科研经费和学术规范等) 频发并成为社会问题。这是因为科学家处于两种科学( 纯基础研究和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 之间，他们经常面临一种道德困境:是遵循科学的自由精神，还是遵从科学的社会功能( 如遵从现实的雇主利益) 。瓦尼瓦尔·布什( Vannevar Bush) 在《科学: 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一套“布什范式”，试图克服这种道德困境。战后科学家站在纯基础研究的立场上去整合另外一种科学，强调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是二分与线性的关系。 　　这种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成功地在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缓解了科学家的困境。但是，道德困境仍然存在。随着科学技术事实上越来越突出社会功能，司托克斯( Donald E.Stockes) 批判了上述解读，强调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司托克斯的解读没有整合( 纯基础研究的) 科学，对科学家道德困境的缓解作用有限。解决科学伦理学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我们将梳理布什范式及其相关解读中两种科学的概念，探讨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重构两种科学之间的关系，使得既兼顾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又能够克服科学家道德困境，为未来解决科研伦理问题扫除一个障碍。 　　一、两种科学 　　布什在《科学: 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提出“布什范式”: 第一个命题是“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第二个命题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在二战后几十年间，科学家对这一报告的解读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界自由探索的事业并反映世界的普遍的、客观的规律，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先进的科学将促进技术进步并转换成生产力为社会带来福利。因此，政府应该提供研究经费，但不能干预科学家的自由研究。简而言之，科学越自由就越发达，就越能为社会带来福利，就越能实现科学的社会功能。战后科学家的解读坚持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的二分。但在布什那个年代，基础和实用、理论和实践研究之间的界限和先后顺序的模糊已经有几十年了。 　　也就是说，布什已经清楚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第一种科学是“纯基础研究”，体现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默顿规范( 1942) 早于《科学: 没有止境的前沿》( 1945) 出现。因此，布什和当时的科学家清楚默顿规范及其刻画的科学形象和蕴含的科学精神。默顿规范所塑造的科学形象是指近代科学发端以来的学院科学形象，通常指的是 16、17世纪的纯基础研究传统，在 19 世纪左右完成制度化。默顿规范建立在 19 世纪学院科学的自治、自律原则之上，蕴含的是科学的自由精神。第二种科学是“满足实用目的的基础研究”。自 19 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与科学常常互相激励，许多研究过程虽然是为了满足实用的目的，但完全是科学的( 基础研究) 工作。布什也清楚了这一点。 　　二、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社会功能 　　司托克斯，这位曾任美国科学基金会主席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布什后辈同行，批判“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二分”，重新厘清当年布什已经清楚的却又遮蔽了的两种科学并存的事实，重建政府与科学之间的新型协约关系之后，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审视两种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即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现实中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突出科学的社会功能。司托克斯的解读揭示了上述事实，然而，却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家对科学的认知，并缓解科学家道德困境。 　　宏观上，企业和政府越来越强调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及其研究，大规模雇佣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的干预越来越深入且越来越全面。微观上，科学家往往坚持科学的自由精神，以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等。宏观与微观上的区别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与个人认知层面上对科学概念理解的错位，是科学的自由精神与科学的社会功能之间的错位。科学家群体面临的伦理困境得不到有效缓解，表现为“科学道德”、“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问题越来越突出。上述问题与布什当年推行的“以合同来联合”的系统有关。战后的科研模式继承了这种方式，但在推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许多隐患。合同方式使得科学家避开了政府的官僚作风，也避开了一定程度的责任。这个责任既包括如何花费公众的经费的责任，也包括高技术引发伦理问题及应对的责任。“以合同来联合”带来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 科学家为什么在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的同时却可以几乎不受政府干涉地开展自由研究? 谁赋予了科学家这个豁免特权? 或者说，科学这个豁免特权的合理性是什么?“自由科学”的理念指的是科学是一种“纯基础研究”，无实用的功利目的，而且越这样主张科学家越感到自己优越。基于库恩对近代以来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