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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历史》 　　塔西佗名世之作《历史》一书所表述的命运观念，是其历史思想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对塔西佗命运观的内涵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拟辨析前贤之说，且略陈浅见。不当之处，诚祈斧正。 　　一 　　塔西佗《历史》叙史关注人事，从人事上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是其主导思想。约瑟·曼布威尼·基伍伊拉-基亚古( J. M. Kivuila-Kiaku) 认为，塔西佗赋予“命运”的内涵，强调人的抉择、行动与其事业的联系，而罗马传统上的命运及诸神对人事的支配则被搁置。这种说法有其史料依据。譬如《历史》3. 17 记载了公元 69 年安托尼乌斯所率军队与维提里乌斯派的一场战斗。安托尼乌斯这一方的伐鲁斯恃勇轻进，为敌所败。溃退下来的军人，情绪惊惶地涌向安托尼乌斯主力部队的军阵，令军阵陷于混乱。塔西佗描述说: 　　在这种惊恐的情绪当中，安托尼乌斯并没有忘掉一位果断的统帅或一个勇敢的军人应尽的职责。他……用枪刺穿了一个正在逃跑的旗手，随即把旗子夺了过来，举起它冲向敌阵。一批总数不超过一百人的骑兵在统帅英勇行动的感召之下，意识到自己逃跑的可耻，因此他们便回去坚持抗击敌人。战斗地点的形势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这里的道路较为狭窄，而且架在横阻在路上的一条河流( 河流不知有多深，而且它的两岸又是陡峭的，这就使得人们难以逃跑)上面的桥梁也被摧毁了。正是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或者说命运( fortuna) ，扭转了差不多已经失败的这一方的形势。军队重新组成了严整的队列，来迎击毫无秩序地进攻的维提里乌斯派的士兵，迫使对方在混乱中败退而去。 　　根据 M. G. 摩根( M. G. Morgan) 的注疏，安托尼乌斯必定在选择布阵地点时，为己方留下退路，否则无法解释引文中军人的溃逃---即使他以举旗冲向敌阵的壮举来激励士兵们坚守岗位，仍收效甚微。已经逃到河流( 按，指引文所称“横阻在路上的一条河流”) 对岸的兵士为阻敌方追杀而摧毁了桥梁。这一行为导致包括安托尼乌斯在内的未能过河的军人陷入无路可退的境地。面对此情势，他们或可放下武器，或可背水一战。战场局势的最终扭转，正是由于他们选择了后者。然而，不论是桥梁的摧毁还是被困军人的背水一战，皆属当事人的抉择。所以引文中扭转战局的“命运”，与其说是罗马诸神或神性的命运，不如说是当事人的抉择与行动。更值得重视的是，《历史》叙史不仅从人事上解释具体史事，而且针对历史大势的演变，也注重从人事上予以分析。塔西佗《历史》一书，主要叙述公元一世纪后半叶罗马帝国的历史。从罗马皇帝尼禄之死至弗拉维皇朝，罗马帝位的更迭是此书主线。对于罗马帝位的更迭，塔西佗之叙论基本上都侧重于人事。罗马皇帝伽尔巴的倒台，是由于其对待禁卫军严厉而“吝啬”，失去了后者的支持。塔西佗说: “毫无疑问，这个吝啬的老头子，只要是把手稍稍放松一些，禁卫军军人的忠诚是完全能够争取过来的。他那不合时宜的严厉毁了他自己”。奥托则是在禁卫军的拥戴下政变成功的。在与维提里乌斯派的内战中，塔西佗笔下的奥托出于公心，以自刭的方式试图结束帝国的内乱，同时也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至于维提里乌斯与韦伯芗的对决，之所以以维提里乌斯的惨败告终，塔氏的记载中含有如许主要原因: 维提里乌斯未能更加妥善地处理昔日与他作对的军队，以至于后者多被争取到韦伯芗这一边; 东方的粮道被弗拉维乌斯派封锁，以及维提里乌斯本人在关键的军事布置上犯下大错。塔氏将维提里乌斯的失败称为命运( fortuna)，此所谓命运本质上仍是指向维提里乌斯在抉择与行动上的不明智，而非罗马诸神和神性之命运。 　　在《历史》一书中，命运还有运气、机缘( fors) 之意，具有偶然性特点。如《历史》4. 29 描写了奇维里斯率领的日耳曼反叛者与罗马军队在夜间战斗的场面，交战双方都为防止暴露自己的位置而避免使用或熄灭了火把。这导致战场上“到处都是混乱的呼号，人人都要碰运气，任何人也不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攻击或回避敌人。他们听到什么地方有呼号声，就冲向什么地方。勇气起不了任何作用，命运( fors) 招致了极大的混乱，最勇敢的士兵往往被杀死在怯懦者的刀剑之下。”塔西佗看来，士兵的生死及战争的结局，是由于“命运”( 偶然) 在起作用。又据《历史》1. 86 记载，奥托军队所必经的道路---战神玛尔斯广场---为洪水所淹没。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当时人“认为它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而不认为它是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塔氏将预兆与“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对立而言，明示此处的“偶然”不具备神性意义，暗示此现象实际上仍属“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一书中，表示偶然性意义的命运有一个重要特点: 它只是无法从人事上寻求历史事件原因时的一种解释。 　　对于能够从人的合理认识上解释原因的历史事件，塔西佗并不随意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