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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内阁的发展演变与皇权的关系研究 　　洪武开国之初，仍承袭元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相，下辖六部，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左右丞相总领政务，但是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皇权与相权的斗争纷争不息，为追求大权于一身的朱元璋以前史为鉴，深以相权为患，不断对中书省采取措施。洪武三年，杀左丞相杨宪，李善长迫于压力于洪武四年致仕。洪武九年，为分散削弱地方势力，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十一年“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切断中书省与六部各司的联系。终于洪武十三年，以谋反罪诛杀左丞相胡惟庸，然后特招天下撤销中书省，罢黜丞相，权分六部，“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政归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二十八年还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由此朱元璋实现大权独揽的愿望。 　　通过种种措施，明代皇权空前膨胀，朱元璋日理万机，“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礼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面对丛杂繁多的政务，辅助机构的出现就成为趋势之必然。朱元璋时，相继设立四辅官与殿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政务，但因权利受限等原因，四辅官制度被废止，殿阁大学士形成规模，为后世所继承发展，洪武后期，翰林学士对皇帝决策的影响超过了殿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这一设置也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至成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论道议政，已和洪武时期殿阁大学士迥然不同，朱棣重视阁臣个人素质，并有意让他们参与政务，阁臣的进退完全取决于成祖朱棣对他们能力的认同，内阁权利受皇权极大限制。到宣宗是完善内阁制度，设立制敕房、诰敕房等机构。制诰二房主要服务于内阁所主持的有关政府所有机密文书的誊录、保管工作。“于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以票拟批答的方式处理政务，加强了内阁的权利。但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宣宗培植宦官势力，赋予司礼监太监批红权，所有奏章除御笔亲批外，余皆由太监分批，以“批红”牵制“票拟”。司礼监和内阁地位平等、分工合作、相制相维，促使明代后期影响巨大的监阁体制框架的正式定型，并导致皇权逐渐分权。宣宗后，继位皇帝年幼，引起内阁与司礼监的夺权之事。司礼监逐渐掌握权力，宦官王振开启明代宦官之祸，尽管英宗、景帝拒宦官而信内阁，使得内阁权利进一步发展，然之后的宪宗在位年间“凡四方章奏，不召内阁大臣裁决，惟付之左右内臣而已”。皇权逐渐移步司礼监，至武宗时“裁决之权尽归近习”。嘉靖帝时皇权虚空，内阁成为官僚行政系统的核心，列六卿之上，但其与皇权制约的失败使得皇权由弱变强，内阁逐渐被皇权掌控，沦为皇帝控制百官的工具，其对皇权的制约性大大降低。世宗时鲜问政事，大权落入内阁之手，首辅制出现为形成决策做定夺，首辅权力大，不但成为阁臣相争夺的职位，而且一旦成为首辅，便打压次辅，这使得首辅拥有了变相的相职，内阁权利作用发挥充分。神宗以后，皇帝逐步远离内阁，百余年皇帝不上朝的局面的出现，阁臣受司礼监的制约，“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宦官逐步专权，“相权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与其手”，“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崇祯帝时，内阁已基本失去其辅政作用，明代官僚体制自身积弊难返，明亡的局势不可逆转。 　　从内阁的发展演变来看，其职能在于提高中央的行政职能，可以说是起源于丞相，而君权与相权斗争的过程为内阁这么一个辅政的但又不等于丞相的机构的出现给予了统治者参考和思考。内阁作为高度集权之下的一种分权形式，是皇权的辅助工具。内阁设立为皇帝辅助处理政务，权利逐渐上升，加之年幼皇帝的继位，内阁拥有一定的权力便于辅佐。但因为受制于皇权，其始终不是中央一级行政机构，只是皇帝与官僚系统间的中介，是一种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的间接结合机构，弥补了丞相被废除后的皇权统治功效下降这一缺陷。但是在皇权的制约下，内阁权利轻重有异，从内阁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可以明显看出，皇权绝对掌控内阁，内阁成员的去留、内阁的票拟等都需要皇帝来做决策，几乎没有独立性。 　　明代内阁的执掌地位须考察其与司礼监、六部的关系。洪武时，殿阁大学士为正五品，与翰林学士同等，但地位远低于六部尚书。永乐时期，参与机务的阁臣虽品秩低微，仍为正五品，但此时的成祖朱棣有意让阁臣参与机务，对其“赐同尚书”。仁宗时，对阁臣杨荣等提高品秩为正二品，赋予内阁同等六部尚书之权，形成了阁臣、部臣并重及相制相维的权力格局。此后至嘉靖时期当中，内阁作用因时期不同、皇帝需要不同而呈现低位作用不稳定的局面，一般不能干预部务。嘉靖时期，内阁一定程度上地位高于六部，万历中期后，随着宦官逐步专权，内阁地位下降。可以看出，内阁的职权主要是票拟，六部辅政处理政务，票拟加强了内阁权利，为